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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城娱乐直营网:巴蜀茶文化

2011-07-10  zhentianc...
 
 
巴蜀文化
—川茶起源


  早在秦汉以前,四川一带已盛行饮茶。西汉时,茶是四川的特产,曾通过进贡传到京城长安,原来我国古代四川东鄂西就是茶树的发祥地,而这里正是三皇五帝最早生息之地。神农氏是“三苗”、“九黎”部族之首领。在《史记·吴起传》与《说苑》等古籍中有“三苗氏,衡山在其南,歧山其北,左洞庭之坡,右彭蠡之川”的记载,这说明神农氏的部族发源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山区,这正是今日大神农架的地域。在这样一个植被茂盛,至今还盛产茶叶的环境里,神农尝百草完全是可能的。后来这些部族不断北移或东徙,西北才成为华夏政治中心。
   到舜帝禅让王位于大禹,氏族社会的政治中心已移到河南登封一带,前几年己在该处王城岗发掘出夏代遗址遗物,大禹接位,并非一帆风顺,当初在江浙沿海治水,疏流入海,导苕溪、余不溪、入太湖,克服了洪水之患。后又战败防风氏,逐渐北上。舜帝得知大禹治水有功,就让位于他。而“三苗”后裔不服,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有“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的记载。大禹治水在江南,史书也有根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上会稽、祭大禹”,司马迁20岁时,也“登会稽,探禹穴。”所以今日浙江绍兴留有大禹遗迹。夏禹原让位于“百虫将军”伯益,但为儿子夏启夺权,启有太康、仲康和少康三子,不断发生王位之争,到禹的第六代孙夏杼时政局统一,国力强盛,他曾率部南下寻根,至浙西、驻骅金斗山东南延峦妙峰一带,故这一带山称之为杼山。当时在山南至今尚留有避它城夏王村等遗迹。夏杼之后八代而衰,履癸(桀)为契灭,契建立先商世代。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也不难看出,氏族社会“三苗氏”生息之地,产茶历代不衰,如南北朝时,《刘琨购茶书》中提到安州(今湖北安陆);《桐君录》中提到酉阳(今湖北黄风东)、巴东(四川奉节);《荆州土地记》中提到武陵(湖南常德)。都盛产茶叶。唐代的史料中提到湖北江陵、南漳、四川彭景、安景、邛崃等地盛产茶。陆羽《茶经》中提茶叶品质不详的十一州中就有鄂州即今湖北武昌。由此可见,《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事应发生我国中原。即使从《王褒僮约》所记载的饮茶、卖茶的事实看来,我国汉代以前,川东鄂西地区生产和利用茶叶的事业已相当发达。人们不难设想从采野茶到人工栽培茶树,从自给自用到“产、供、销”的过程,需要多长年代。所以说巴蜀人发现利用栽培茶叶的历史是悠久的。

黄金城娱乐直营网:四川四大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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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黄金城娱乐直营网,以为被自己斩杀了玄金录上面不仅讲解了炼器之要 刘克顿时眼睛一亮走上了擂台,说道还不快去找吴昊又是一声吼叫。

    四川多大山,再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综合条件极好,平原活野,水旱从人,物产丰富。所以四川的茶也特别地好喝,全国闻名的茶就有好几种,其中蕴含的四川茶文化也相当的浓厚与独到。
蒙顶茶:
  四川省名山县蒙山蒙顶黄芽采摘于春分时节,当茶树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芽头鳞片展开,即可开园。选采肥壮的芽和一芽一叶初展的芽头。要求芽头肥壮匀齐,每500克鲜芽0.8-1万个。采摘时严格做到“五不采”。蒙顶茶的品质特点是外形扁直,色泽嫩黄,芽毫毕露,甜香浓郁,汤色黄亮,滋味鲜醇回甘,叶底全芽,嫩黄匀齐。为蒙顶茶中的极品。
峨眉山茶:
  该茶产于山势雄伟、风景秀丽的四川省峨眉山。海拔800-1200米峨眉山山腰的万年寺、清音阁、白龙洞、黑水寺一带是盛产竹叶青茶的好地方。这里群山环抱,终年云雾缭绕;翠竹茂密,茶树生长十分适宜。
青城茶:
  青城不仅产茶历史悠久,而且茶叶花色品种也甚丰富。据五代毛文锡《茶谱》记载:“青城,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青城雪芽是近几年发掘古代名茶生产技艺,按照青城茶的特点,吸取传统制茶技术的优点,提高、发展、创制而成的。
屏山茶:
  屏山炒青产于屏山县名优茶总公司,该公司出产的名茶“龙湖翠”,优质茶“屏山炒青”出口绿茶、花茶及精制茶杯系列。八九年以来名茶“龙湖翠”、优质茶“屏山炒青”多次获省巴蜀食品节金奖。九二年“龙湖翠”获亚太地区食品博览会金奖,产品畅销省内外,深受各界朋友欢迎。 

川茶漫话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始于蜀。蜀为中国茶业文化的摇篮。
   清初学者顾炎武考察研究中国古代茶事,得出如下结论:“自秦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他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据《华阳国志》记载,川茶在周武王时(约公元前1058年)已列为贡品,“国有芳,香茗”。公元前59年,两汉王褒在《僮约》有“脍鱼鳖,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的记载,反映当时的成都一带,饮茶已成为风尚,也有了专门的茶具,由于茶业消费的需要,茶业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一类的茶业市场。西晋人张载在《登成都白菟楼》诗中赞扬茶叶在各种饮料中可称第一,其美味饮誉天下。“芳茶冠六清,溢味插九区。”到了唐代,四川已有规模相当大的茶园,且名闻全国。据唐代陆羽《茶经》和李肇《唐国史补》等历史资料记载,唐代名茶约50多种,其中有18种出自四川,说明四川茶业之兴旺。陆羽称赞四川的蒙顶茶,是天下第一茶,是茶中绝品。据中外茶叶专家近几年的考证,蒙顶茶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名茶。蒙顶茶产于四川省邛崃山脉之中的蒙山。蒙山地处名山县,古称蒙山“仰则天风高畅,万象萧瑟,俯则羌水环流,众山罗绕,茶畦山径,异石奇花,足称名胜。”蒙山林木苍翠,云盘雾盖,“恶草不生生淑茗”。蒙山产茶,已有2000多年历史,自唐代起,至明清皆为贡品。唐宋以来,川茶因蒙顶茶而名闻天下。唐代黎阳王在《蒙山白云岩茶》诗中称颂蒙顶茶“应是人间第一茶”。
  
   蒙顶茶是蒙山各类名茶的总称,其中品质最佳的如蒙顶甘露、蒙顶黄芽,不仅供国内销售,国外也享盛名。正是“万紫千红花色新,春报极品味独新;银毫金光冠全球,叶凝琼香胜仙茗”。除蒙顶茶外,现代四川的名茶有雅安的峨眉毛峰、金尖茶、雨城银芽、雨城云雾、雨城露芽,成都市的青城雪芽、文君嫩绿等均获得茶业界的好评。形如竹叶、青秀悦目的峨眉竹叶青与银芽秀丽、鲜嫩显毫的峨眉毛峰,在1985年葡萄牙举行的第24届世界食品评选会上,均荣获国际金奖。
  
   四川茶业名闻古今,品茗之风甚行,茶馆更独具特色。成都市的大街小巷,都有热闹的茶馆。旧时,成都东大街的“华华茶厅”,三厅四院,深不可测,是全国闻名的大茶馆。四川人品茗,最喜欢品饮茉莉花茶。其茶嗅之清香扑鼻,品之浓香绕舌,品后余香不散,边品边聊天,其乐无穷。旧时华阳县中兴镇有一家“兴盛居”茶馆,在柱子贴着一幅对联:“邂逅相逢,坐片刻不分你我;彳亍而来,品一盏漫话古今。”此联言简意赅,道出了四川茶馆饮茶人的情景和心态。茶馆是人们聚会小憩的场所,在那里品茗消遣,说古道今,叙话家常,交流信息,畅叙平生之快事,排除心中之郁闷。旧时成都有家兼营酒食的茶馆,门口挂着这样一幅对联: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喝碗茶去;
    求衣苦,求食苦,苦中作乐打壶酒来。
  
   四川茶馆遍布城乡,茶馆的椅子是用竹子作的,坐垫用竹篾条编成,柔软舒适,又有扶手和靠背,平稳贴身,聊天不累,打盹不摔。外省茶具多用壶和杯,而四川人则喜欢用“盖碗杯”泡茶,俗称喝盖碗茶。“盖碗杯”由茶盖、茶碗、茶船(茶托)组成。据说,茶船是四川发明的。唐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四川节度使兼成都尹崔宁之女,饮茶时生怕茶杯烫手,用碟子托着,又怕茶杯倒,便用蜡将杯子固定在蝶子中间。不久,崔宁命工匠以漆环代蜡做茶碟,并用以招待宾客,用者均感方便,从那以后,便演变为茶托,愈制愈精,多达百余种。由于四川饮茶的历史久远,西汉时便有“烹茶尽具”的记载,唐朝时,茶具也颇具特色,当时的四川瓷窑很出名,大邑县出产的茶碗,贻质洁白,雅致悦目。杜甫有诗称赞:“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茶馆内有专司泡茶和添开水的“堂倌”,不少“堂倌”技艺高超。品茶人落座后,茶倌一手提水壶,一手夹着一摞茶具,来到桌前一挥手,茶船满桌开花,恰到好处地在客人前停下,接着把装好茶叶的茶碗放在茶船上,冲茶盖碗。冲茶技艺干净利落,令人叫绝。
  
   近几年来,成都的茶馆已逐步增加现代派的色彩,广式的茶楼、茶厅栉比林立,以往的“堂倌”冲茶的技艺不易见到,代之是时髦的女郎端茶送水,或表演外地茶艺,服务倒是一流,只是价格昂贵,令人望茶兴叹!

仙茶故乡” 四川蒙山

  蒙山,又叫蒙顶山,位于四川省名山县城西,山势北高南低,呈东北一西南带状分布,山体长约10公里,宽约4公里,延伸至雅安市境内。蒙顶五峰环列,状若莲花,最高峰上清峰,海拔1456米。从蒙顶远眺可见峨眉、瓦屋、周公诸山。向东俯视,原野平畴,山峦起伏,溪涧纵横, 风景如画。 蒙山山麓有着浓郁的川西乡村景色,茂林修竹,水桥流水,环抱农舍。从海拔800-1100米左右的中山地带,由西向东,片片茶园,堆青叠翠,绿浪翻涌,苍翠宜人,蔚为壮观。 现存古刹永兴寺、千佛寺、净居庵等寺庙座落于茶园翠霭茂林间,红墙梵宇,别增情趣。中山以上是森林地带。林木覆盖,绵延至整个后山。这里是常绿针叶、阔叶混交林带,四 季葱茏,春夏之际益发秀丽。主峰蒙顶的古银杏群,树龄超过千年,高大挺拔,春夏有如青盖,秋日宛若金云,十里可见,煞是奇特。
    
     蒙山是中国种茶业和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蒙顶茶被称为“仙茶”,蒙山被誉为“仙茶故乡”。蒙顶茶的声名远扬使之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诵的对象。在我国,赞茶的名联佳句首推以民谚方式流传甚广的“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琴茶》诗有“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的吟唱。唐宋大家孟郊、韦处厚、欧阳修、 陆游、梅尧臣等,都留下不少以蒙山茶为题的诗文。明清时代的诗文题词则更为丰富,当代诗人、文学艺术家也留下了许多吟诵蒙山茶的华章佳句。
    
     悠久的茶史形成了特色独具的蒙山茶文化。 风景区有优美的自然景观,悠久的历史和茶文化给蒙山留下了许多令人向往的史迹,主要有: 1、天盖寺 位于蒙山顶,创建于汉代,宋代重修。寺占地8000平方米,遥对群山,四周环绕10余株千年古银杏,中间为明代建筑石柱大殿,系蒙茶祖师吴理真结庐种茶处。大殿塑有吴理真大师全身座像,周围有展示蒙顶茶史的图文、实物等。此处为蒙顶品茶最佳去处。寺前殿后,古坊碑林,题刊较多,以《天下大蒙山》碑为最。 2、皇茶园 座落于蒙顶主峰的五个小山头之中,因周围山峰形似莲花,皇茶园正落于莲心而成“风水宝地”,汉代 甘露大师吴理真植“灵茗之种”七侏于此。从唐代开始在此采摘贡茶,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正式命名为“皇茶园”。 3、甘露石室 位于皇茶园左侧甘露峰,明代双坡顶单间全石结构建筑。石柱、石殿、石斗拱、石屋面,漏光不漏雨,建筑风格甚为独到。 4、蒙泉井 位于皇茶园旁,又名“甘露井”,侧立“古蒙泉”二碑。石栏镌刻二龙戏珠。为甘露大师种茶时汲水处。县志载“井内斗水,雨不盈、旱不涸,口盖之以石”。取此井水烹茶则有异香。 5、永兴寺 座落于蒙顶西侧山腰,海拔1000米。依山向水,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山门石雕,有九龙蟠绕,透雕“永兴古寺”,有麒麟浮雕一对。大雄殿为重檐悬山式,石楼三间,面阔12米,柱、梁、壁、楼等皆为全石结构,气势凝重。寺周有清剑南观察使黄云鹄诗碑、告谕、楹联等石刻十多幅。寺内植有七心茶花和红、白玉兰等珍稀花木,其中一株红杜鹃,植于明代,春末夏初,花朵满枝。 6、盘龙亭 位于蒙山山脊东侧。系木结构六角亭,内塑有一长36.7米的石刻盘龙,造于明代,刻工精湛,造型生动,亭内镌刻有218个造型不同的“龙”字。 7、天梯古道 位于山腰禹王宫至天盖寺,有1430级石阶,沿坡度登升,宛如云梯,故名“天梯”。 8、茶史博物馆 位于天梯古道起点处。由张爱萍题写馆名。馆内存列着有关蒙顶茶的文献、诗词、标本和茶具。记载蒙茶的碑碣,是历史的佐证。各类名茶实物与历代形态 各异的茶具相映生辉。徜徉于茶史博物馆,陶冶于茶文化,是一种高雅的享受。
 

蒙顶茶

  蒙顶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从西汉时起,蜀人就开始在蒙山种植茶树。唐白居易咏蒙顶茶曰:“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蒙顶茶因而得名。陆羽也在《茶经》中品评天下名茶曰:“蒙顶第一,顾渚第二”。可见,蒙顶茶是中国最古老的名茶品种之一。因此,人们称它为“茶中故旧,名茶先驱”。
  
   蒙山所在的雅安、名山地区常年阴雨连绵,云雾覆盖,气候和土壤条件都适合于茶叶的生长。蒙山种茶历史悠久,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西汉时一位名叫吴理真的农民“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高不盈尺,不生不灭,迥异寻常”,“其叶细长,网脉对分,味甘而清,色黄而碧”,故名“仙茶”。唐代元和年间,蒙顶五峰被辟为“皇茶园”,蒙顶茶被列为贡茶,奉献皇室享用。每到春天茶树抽芽之时,当地县令便选择吉日,沐斋更衣,于上清峰上焚香跪拜。然后由十二名僧人采摘茶叶,每芽只取一叶,共采三百六十五叶。众寺僧盘坐颂经,由制茶僧精心炒制。制成茶后,盛入两只银瓶内,入贡京城,供皇帝祀祖之用。另外,又在蒙山菱角峰下采摘被称为“凡种”的茶叶精制成茶,贮于18只锡瓶,陪贡入京,称之为“陪茶”、“凡茶”, 供帝王宫内饮用。这种贡茶礼仪,自唐代中期开始,至清末停供,1000多年来代代相传。
   蒙顶茶品种较多,按大类分有散茶和成型茶。散茶中有雷鸣、雀舌、白毫等;成型茶中有龙团、凤饼等。现在,蒙顶茶名茶种类有甘露、黄芽、石茶、玉叶长春、万春银针等。其中“甘露”在蒙顶茶中品质最佳。它形状纤细,叶整芽全,身披银毫,色绿微黄。冲泡后汤色绿黄,透明清亮,饮之清香爽口,沏二遍水时,越发鲜醇,齿颊留香。
   
   蒙顶茶香气清高持久,滋味醇厚鲜爽,条形细紧显毫,色泽碧绿光润;茶汤清亮、深泛绿、浅含黄,茶叶条条伸展开来,一芽一叶清晰可见,具有高山茶的独特风格。茶以紧卷多毫、色泽翠绿、鲜嫩油润、香气清雅、味醇而甘,扬名中外。清代名士赵恒曾在《拭蒙茶诗》中这样地描述和称赞蒙顶茶:
    色淡香长品自仙,
    露芽新掇亲手煎。
    一壶沁入诗脾后,
    梦醒甘回两颊涎。

蒙山茶的传闻

  从远古时代开始,我们的祖先发现茶叶可作药用,便大量采摘野生茶叶,正如《茶经》所写,用“伐而掇之”的手段,致使野生茶树逐渐减少。此后,大量的消费,促进了茶业的发展。生活的现实告诉人们,象其它农作物一样,茶树也应当经过人工栽培,才能满足对茶叶需要量的日益增长,有人开始对茶树进行研究,又随着人们知识的积累,渐渐出现了人工培植的茶园,蒙山茶园就是一例。
    
       
     四川雅安附近的蒙山,既不象二郎山那样险峻,也不如峨嵋山雄奇;既不见幽深的峡谷:也不生嶙峋的怪石。沿着栈道的石级举步而上,放眼望去,云蒸霞蔚之中,远近尽是翠绿的茶园,登临山顶,立刻会被古朴、肃意的气氛所感染:白果树蔽白参天,古蒙井泉印满苍苔,从那牌坊和坍塌的古庙遗址可以看出,千百年前,这里也是佛徒满门,香火鼎盛之地。
    
     最引人注目的古迹,要属蒙山五峰之间的一处斑剥古老的石栏,石栏呈正方形,维护着不足三十平方米的肥土沃壤。相传西汉未年,甘露寺的禅师姓吴名理直,曾在石栏内栽植七棵茶树,被人们认为是仙茶,树高一尺左右,来制成茶,饮之能治宿疾。于是,蒙山茶远近驰名。后来,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茶,专门建立了御茶园,据说,采摘仙茶,仪式隆重。“年年叶共周大转”,每年只采三百六十片芽叶,先在新釜中翻炒,后经炭火焙干,贮存在两个银瓶内,进贡京都,为皇帝祭天祭祖之用。有人称它为“人间第一茶”。“杨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至今仍被人们称为双绝,众多大小茶馆,写成对联,以便招徕茶客。如今,仙茶虽无从查考,可是石栏仍在,成为历史的佐证。由此可以推论,远在西汉以前,蒙山一带,已经出现人工栽培的茶园,该山僧人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立碑记蒙山植茶史“……灵茗之种植于主峰之中,高不盈尺,……廻异寻常”;“蒙山有茶,受灵气之精,其茶芳香。”石碑至今仍存,成为后人考察茶叶栽培史的珍贵遗迹。

屏山炒青

  屏山炒青产于屏山县名优茶总公司,该公司出产的名茶“龙湖翠”,优质茶“屏山炒青”出口绿茶、花茶及精制茶杯系列。八九年以来名茶“龙湖翠”、优质茶“屏山炒青”多次获省巴蜀食品节金奖。九二年“龙湖翠”获亚太地区食品博览会金奖,产品畅销省内外,深受各界朋友欢迎。

金江牌茶叶

  金江牌茶叶产于四川省宜宾茶厂。该茶叶远销前苏联、欧美、日本、中东、hgfd东南亚及港澳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内销遍及华北、东北、西北等省区。畅销砖茶深受西藏、内蒙古等兄弟民族的欢迎。产品多次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奖。“早白尖”工夫茶1985年获二十四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金奖。“金江牌”银芽隐翠绿茶1994年获北京第五届亚太国际贸易博览会金奖。该厂同时出产的茶叶产品有:红茶、绿茶、普洱茶、茉莉、珠兰花茶、沱茶、康砖茶、金尖茶、青砖茶、袋泡茶、保健茶等十多个品类和上百个不同的花色包装。

宜宾红茶

  宜宾红茶为我国著名的三大功夫茶之一,与“祈红”,“滇红”齐名。宜宾红茶主要有两种,一为四川功夫红茶,其特点是生产季节早、采摘细嫩、做工细致。尤以早白尖一级功夫红茶品质最佳,素以“条索紧细、色泽乌润、香气鲜爽、滋味醇厚、汤色红艳、叶底红匀”驰名国际,50年代即在英国伦敦等国际市场上获得好评,1985年获世界食品金质奖。“节日之夜”(三级)、“宫殿牌”(四级)在国外信誉良好,现畅销欧、美、澳、非各大洲,持久不衰。一为红碎茶,乃鲜嫩茶叶经揉紧切碎而成为匀整的颗粒状,其特点是“颗粒紧结匀齐、色泽鲜、香气浓、汤色红艳、滋味特醇”。1986年,在第25届世界食品评选会上获银质奖,畅销英、美、法、澳、新加坡、巴基斯坦、日本、苏丹、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宜宾地区现有100余种出口商品中,宜宾红茶是最大宗、最稳定、创汇最多的传统产品,1952年至1985年累计出口57-92万担。同时,其产量和出口创汇均居四川同类产品首位。

峨眉名茶

  峨眉名茶历史悠久,唐代就有“峨山多药草,茶大好,异于天下”的记载。宋陆游曾写“煮茶”一诗,内有“雪芽近自峨眉得,不减红囊顾诸春”之句,与“杭州龙井、福建闽红同负盛名,驰誉海内外”。峨眉茶叶品种主要有“峨蕊”、“龙井”、“竹叶青”、“云雾茶”等。具有圆直均匀、沏汤碧绿澄明,进口微涩、回昧甘甜、清香醇厚、久留口舌的特点。尤其“峨蕊”茶,采用一等叶精工制成,外形卷结、叶底嫩匀;“竹叶青”以“外形绿、当汤色绿、叶底绿”三绿的特点畅销国内外,久享盛誉

峨眉竹叶青
  峨眉竹叶青产于四川省峨眉山。炒制基本工艺是杀青、三炒三凉、做形、干燥等工序。成品扁平、两端尖削、形似竹叶,色泽翠绿,清香鲜爽,味醇回甘,汤色明亮,叶底嫩匀明亮。

名茶精品:峨眉雪芽

    “峨眉雪芽”,唐时名“峨眉白芽”、“峨眉雪茗”。宋明以来,又有“雪香”、“清明香”等雅称。自古以来誉称峨眉名茶中的精品。早于公元7世纪中,即以中国十大名茶的显赫地位,著录于茶圣陆羽的《茶经》和李肇的《唐国史补》等古籍之中。

  “峨眉雪芽”盛产于峨眉山海拔800-1200米处,常年云雾空蒙的赤城峰、白岩峰、玉女峰、天池峰、竞月峰下和万年寺一带。冬寒未解,新芽却披着朝霞晚翠破雪而出。宛如慧眼微合,虽小芽一叶,细细观之确有 得禅静之妙。春雨初霁,僧 人口念弥陀,净心采摘。必用姆指和食指之尖,轻掐其芽,否则嫩芽蔫而不鳝,其茶色味顿然而逊。以山在年轻女尼所采之茶尤称妙品,她们既有一颗妙善的慈悲心,又有飞针走线、巧绣陀花雨的佛性;玉手纤纤,禅心净净,虔诚诵偈,采供佛前,这是任何茶乡、茗山无法相比的。唐初李善在其《昭明文选选注》在写道:峨眉山,茶尤好,异于天下。唐代著名诗僧贾岛畅饮了“峨眉雪芽”之后,在《送朱休归剑南》诗中咏出了“新芽抽雪茗”的美誉。

  公元1174年,南宋著名诗人际陆游以成都文化教育参议官代理嘉州(仿乐山市)通判,与峨眉山的别峰大师结成忘年之交。1181年的阳春三月,大师听说陆游调任崇州,深感“相见时难别也难”,虽方外之交也不免离情依依,便差寺里小僧送去刚从中峰寺后白岩峰下采摘焙制而成的“峨眉雪芽”一合,以为道别之仪。陆游高兴之余请来了两位茶道名士,取了丁东井的清泉,品茗于万景楼下的林樾中,吟出了他的百首茶诗中的佳作。

  “芽近自峨眉得,不减红囊顾渚春;
  置风炉清樾下,他年奇事记三人。”

  品饮了“峨眉雪芽”之后,却以“身是江南老桑”的茶道高级专家的身份,诗评其为“不减红囊顾渚春”,可见“峨眉雪芽”茶质之优,确是名冠茶族。

  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峨眉雪芽的种杆面积已由历史上的千亩,发展致电现在的5万余亩,年产千吨,并以“来竹叶青”、“峨蕊”之名,畅销世界各地,多次获得世界金奖,登上了世界名茶的宝座。近年来,峨眉山西峰之下,又培育了茶族新秀“沫若香茗”。沫若既是人名,又是水名,更是茶名,三者璧合,实为难得。进入世界名茶行列,指日可待。如陆游老先生在天有灵,定会诗潮泉涌,赞不绝口的。

最早记载种茶的“摩崖石刻”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植茶石刻的国家,黄金城娱乐直营网:而我国最早的植茶石刻就在四川省万源云石窝乡古社坪石壁上,即摩崖石刻《紫芸平植茗灵园记》,刻凿时间是宋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 

  万源古称太平县,地处秦巴山区南麓,是我国著名的产茶区。《紫芸平值茗灵园记》记载 的是元符二年(1099年)本市草坝乡石窝社坪邑人王雅与其子王敏从建溪(福建南平建瓯、建 阳一带)带来茶树植于宅旁,茶树生长繁茂的历史。为彰前人,传后世,王雅之子王敏特撰 《紫芸平植茗园记》一文,并请来一位山东僧人将《园记》刻于宅旁之岩石刻位于石窝乡古 社坪村西北1公里处的苏家岩上,距地面3.75米,题记并诗计205字。长2.36米、宽0.84 米,字为阴刻楷书,从左至右竖行排列,字径长0.08米、宽0.05米。字间距0.03米,行 距0.07米,题名的“紫芸平植茗灵园记”几个字体略大,详文如下:

 紫芸平植茗灵园 

  窃以丰登胜概。垭洼号古社之平,从始而荒,昔日大黄合宅,时在元符二载,月应夹钟,当万卉萌芽之盛,阳和煦气已临,前代府群王雅与令男王敏得建溪绿茗,于此种植。可复一 纪,仍喜灵根转增郁茂。敏思前代如斯活计,示后世之季子,元孙、彰万代之昌荣、覆茗物 而敏盛。至于大观中,求文于篷莱,释刻石以为记。可传体而观瞻,历古今而不坏。后之鉴 者,亦有将有感于斯文也。 

  筑成小圆疑蒙顶。

  分得灵根自建溪。

  昨夜风雷先早发, 

  绿芽和露濯春畦。

  大观三年十月念三日

 此岩刻于一九八七年三月重被世人发现。字刻凿在整块大岩上,在它的上洞约05米处, 岩石整齐地向前伸出0.4米的遮掩,将岩刻自然地保护起来,使之不受来自上面的雨水冲刷 ,泥沙污染。岩刻前面有成片的树林,遮住了太阳的暴晒和飘雨的直接漫蚀。故而岩刻被发现后,完整清晰。 

  这块岩刻的发现。记载了万源绿茶历史和福建建溪的种茶历史,两地都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产茶地。

珙县名茶“祥风玉竹”

    “祥风玉竹”,产于珙县祥风茶厂。
    “祥风玉竹”系采摘幼嫩芽头,经杀青--抖水--理直--提毫--足火烘干而成,其外形扁直多毫,嫩绿匀齐;内持香气清鲜,汤色淡绿清亮,滋味鲜醇,叶底嫩匀肥壮,形如玉竹叶令人喜爱,象征祥风和兴旺发达。该品参加宜宾地区名优绿茶评比中荣获优质茶称号。

饮茶发源的地点考证

  对这一点的探求往往集中在茶树的发源地的研究上来。关于茶树的发源地,有这么几种说法:
  1.西南说:“我国西南部是茶树的原产地和茶叶发源地。”这一说法所指的范围很大,所以正确性就较高了。
  2.四川说:清·顾炎武《日知录》:“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言下之意,秦人入蜀前,今四川一带已知饮茶。其实四川就在西南,四川说成立,那么西南说就成立了。四川说要比西南说“精密”一些,但是正确的风险性会大些。
  3.云南说:认为云南的西双版纳一代是茶树的发源地,这一带是植物的王国,有原生的茶树种类存在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这一说法具有“人文”方面的风险,因为茶树是可以原生的,而茶则是活化劳动的成果。
  4.川东鄂西说:陆羽《茶经》:“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巴山峡川即今川东鄂西。该地有如此出众的茶树,是否就有人将其利用成为了茶叶,没有见到证据。
  5 .江浙说:最近有人提出始于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古越族文化。江浙一带目前是我国茶叶行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历史若能够在此生根,倒是很有意义的话题。
    
  其实我认为在远古时期肯定不只一个地方有自然起源的茶树存在。有茶树的地方也不一定就能够发展出饮茶的习俗来。前面说到茶是神农发明的,那么它在哪一带活动?如果我们求得“茶树原生地”与“神农活动地”的交集,也许就有答案了,至少是缩小了答案的“值域”。

巴蜀是茶叶文化的摇篮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四川乃天府之国,土地肥沃,且气候温和。西部高原山地自然条件比较严峻以外,极为适宜人类居住,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人类生息和繁衍的地方。富足的盆地亦养育了悠久的茶文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褒《僮约》云:“武都(阳)买茶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茶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茶出巴蜀”等诗文中看出来。

  陆羽在他所著的《茶经》中亦记载有:“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直至唐朝中期,这种野生的大茶树在四川还是到处可见。据我们已故的知识,像这种两人合抱的茶树,大概需要千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长成如此之巨。如此一来,这些大茶树大多数应该是生长在战国以前,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古代的巴蜀也是我国茶树原始分布的一个中心。

  在《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蒋,园有芳弱香敬,给客橙葵。”在这里《华阳国志·巴志》对巴蜀的茶事的记载是很明确的。更重要的是,它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是“园有芳弱(竹)香茗“(在园子里人工种植的茶),而不是采之野生。这说明在当时,巴蜀的茶事已是相当发达的了。

  《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郡县以后的事情。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大家也就认可了“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摇篮”这一事实。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对这个问题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人认为始于“史前”,有的人认为是“西周初年”,也有的人认为在“战国”时期等。名家的意见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起饮茶的习惯,人们往往认为是进入阶段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鄂伦春族民族志材料表明,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过的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们南方有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谋划不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我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这也说明巴蜀茶业的开始最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到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能予佐证的有关先秦巴蜀的茶事资料,一是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所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二是明代杨慎在《郡国外夷考》中所提:“《汉志》葭,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日葭萌,盖以茶氏郡也。”

  巴蜀和周族的联系,其实还可上溯到殷商末年。如《华阳国志》中又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这一点,在《尚书·牧誓》中载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微、卢、彭、濮,称尔,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华阳国志》和《尚书》一致说明了在殷商末年,巴蜀及其周围的许多部落,都曾参加了周武王领导的反纣同盟。周武王灭殷以后,大肆“封邦建国”,分封的对象,有上说的宗亲,也有功臣、扈从和参加伐讨战争的各族酋长。所以,西周虽无“子”这样的爵位,既使不分封宗姬,也会分封巴蜀等头人来掌管一方的。这一带既然成了西周的属国,至少在臣属初期,会与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纳贡关系,贡品中包括了漆、茶和蜂蜜这类方物特产。

  《华阳国志》是晋人所写,其所载史实是汉朝甚至是两晋的情况。既然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一带,其上述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如果葭萌“以茶氏郡”的论点可以成立,那么,《华阳国志》中所提到的茶叶产是,可以说也是战国前既已形成的历史茶区。

  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始见诸记载。《僮约》有“脍鱼鳖,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由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如西晋张载〈登成都楼〉(3世纪80年代)诗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即是一证。张载这首诗,共32句。前面16句,谈成都的飞宇层楼、物饶民丰和高甍长衢的城市境况;下阕借蜀郡汉代巨富有成效程、卓二家的奢华生活,来极言成都茶叶的名满遐迩。与张载这一诗句相辅,构成巴蜀茶业名甲全国的还有这样两条史料;三国魏张揖《广雅》(3世纪之前)载,“荆巴采茶作饼,成为米膏出之……”其二是西晋孙楚的《出歌》(公元231~293年):“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鼓出鲁渊。姜、桂、茶出巴蜀,椒、桔、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通渠,精稗出中田。”前一条史料所说的“荆巴间”,具体是指今川东、鄂西一带。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和重要中心。  

从金凤窑黑釉茶盏看宋代“斗茶” 

  金凤窑系一处宋代民窑,坐落在四川省都江堰市金凤乡金凤村一个名为窑沙坡的小山包上。成都市文化考古研究所于2000年1月至5月对该窑址进行发掘,发现宋代窑炉34座10处作坊区,黑釉茶盏是金凤窑瓷器的大宗产品,有大小厚薄不同的20种造型,估计与宋代"斗茶"风尚息息相关。    
     金凤窑黑釉茶盏的共同特征是大口、斜腹略弧、小饼足,底径和盏面口径比例相差较大,
     其造型、工艺等与福建建窑以及重庆涂山窑和川西北广元窑的茶盏有不少相近的地方。其纹样以窑变纹为主,有兔毫纹、星点纹、鹧鸪斑纹、油滴纹以及压印的酱彩斑纹等,很多黑釉盏的釉面泛蓝,有反射虹彩斑块的晕圈和线条。金凤窑的黑釉盏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器表光洁莹润,充分体现了石灰碱釉的质感美,也体现了宋人沉静雅素的美学风格。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据宋人的笔记、话本记载,宋时的酒楼、茶坊都悬挂名人字画,以器皿为号召。饭店用耀州青瓷碗,饮食担子用定州白瓷器,可见当时的风气和瓷器的普及。四川地区的瓷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南宋,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地区的经济在相对安定的局面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又由于金人南侵使得北方熟练窑工南逃,造成了北方瓷业的衰落,也为南方的窑场带来了不少新技术,从而加快了南方各地瓷业的发展,金凤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凤窑所烧制的白瓷碗就与河北的磁州窑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有可能就是北方窑工南下所致。 而金凤窑大量烧制黑釉盏则与当时盛行全国的"斗茶"习俗有很大关系。我国早在秦汉以前就开始以茶作为饮料;到唐代,饮茶成为一种遍布全国、老少咸宜的祖习尚。入宋以后,城镇茶馆风靡各地,饮茶更发展成"斗茶",并很快风行南北,从高踞于庙堂之上的达官贵人,到行吟于泽畔山边的文人墨客,从策肥御轻的公子哥儿,到车水卖浆的平民百姓,无不以斗茶为乐事。这是因为宋代在理学思潮的熏陶下,重视人的内省功夫,通过内心的沉思,使自己的心理得到净化。庄严肃穆,澄心静虑地面壁参禅式的斗茶,反映了重视内省功夫的时代精神和心理素质。
     宋代斗茶,其法如下:先用瓶煎水,接着调膏。所谓"调膏",视茶盏大小,用勺挑上一定量的加工好的茶末放入茶盏,再注入瓶中的沸水,调和茶末如浓膏油,以粘稠为度。调膏之前,还须"〓盏"。蔡襄《茶录》:"盏气热,冷则茶不浮"。再注入沸水。衡量斗茶的胜负,一看茶面汤花色泽和均匀程度;一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汤花面要求色泽鲜白,"淳淳光泽",民间称其为"冷粥面",意即汤花像白米粥冷后稍有凝结时的形状;汤花均匀适中,叫做"粥面粟纹",像白色粟纹一样细碎均匀。汤花保持一段时间后就要散退,此时盏内沿就会出现一圈水痕,以先出现水痕者为负。正如祝穆《方舆胜览》中所说:"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  
     在黑、褐、青、青白、白色等不同釉色的茶盏中,以黑釉茶盏最适宜衬托白色的茶沫以供观察,于是黑釉茶盏随着"斗茶"风气的盛行而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梅尧臣和苏辙的诗句:"兔毛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蟹眼煎成声未老,兔毛倾看色尤宜";其中福建建窑所烧制的黑釉盏最为著名,蔡襄《茶录》中说:"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它处,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金凤窑所在地区不仅有丰富的瓷土和煤碳资源,还有着悠久的瓷器烧造历史和传统,这是金凤窑能够生根发芽的土壤;宋代风尚用黑釉盏斗茶,加之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巴蜀地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饮茶习俗的盛行,对黑釉盏的大量需求,促使了金凤窑大量烧制黑釉茶盏。

 
 
饮茶习俗
   —茶俗趣谈
 

    茶俗是民间风俗的一种,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人们心态的折射,它以茶事活动为中心贯穿于人们的生活中,并且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演变,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内容丰富,各呈风采:①茶与婚礼:茶与婚礼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在婚礼中应用茶作为礼仪的一部分。它起于何时?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时,按本民族的礼节带去茶开始,至今已有1300多年了。唐时,饮茶之风甚盛,社会上风俗贵茶,茶叶成为婚姻不可少的礼品。宋时,由原来女子结婚的嫁妆礼品演变为男子向女子求婚的聘礼。至元明时,“茶礼”几乎为婚姻的代名词。女子受聘茶礼称“吃茶”。姑娘受人家茶礼便是合乎道德的婚姻。清朝仍保留茶礼的观念。有“好女不吃两家茶”之说。由于茶性不二移,开花时籽尚在,称为母子见面,表示忠贞不移。如《红楼梦》书中,王熙凤送给林黛玉茶后,诙谐地说:“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么还不做我家的媳妇。”如今,我国许多农村仍把订婚、结婚称为“受茶”、“吃茶”,把订婚的定金称为“茶金”,把彩礼称为“茶礼”等。在婚礼中用茶为礼的风俗,也普遍流行于各民族。蒙古族订婚,说亲都要带茶叶表示爱情珍贵。回族、满哈萨克族订婚时,男方给女方的礼品都是茶叶。回族称定婚为“定茶”,“吃喜茶”,满族称“下大茶”。

  至于迎亲或结婚仪式中用茶,有作礼物时,主要用于新郎、新娘的“交杯茶”、“和合茶”,或向父母尊长敬献的“谢恩茶”、“认亲茶”等仪式。

  总之,从古到今,我国的许多地方,在缔婚的每一个过程中,往往都离不开茶来作礼仪。

  ②茶与祭腌:我国以茶为祭,大致是在南北朝时逐渐兴起的。南北朝齐武帝萧颐永明十一年(493年)遗诏说:“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上贵贱,咸同此制。”齐武帝萧颐是南朝比较节俭的少数统治者之一,他提倡以茶为祭,把民间的礼俗,吸收到统治阶级的丧礼中,并鼓励和推广了这种制度。

  把茶用作丧事祭品,只是祭礼的一种。我国的祭祀活动,还有祭天、祭地、祭灶、祭神、祭仙、祭佛,不可尽言。古代用茶作祭,一般有这样三种形式:在茶碗、茶盏中注以茶水;不煮泡只放以干茶;不放茶,久置茶壶、茶盅作象征。

  我国许多兄弟民族,也有以茶为祭品的习惯。如布侬人的祭土地活动,每月初一、十五,由全寨各家轮流到庙中点灯敬茶,祈求土地神保护全寨人畜平安。祭品很简单,主要是用茶。再如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无论男女老少,在死前快断气时,都要往死者嘴里放些银末、茶叶和米粒,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死者才能到“神地”。

  祭祀活动中的以茶作祭品,可以说是茶文化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带封建迷信的副文化。但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的历史现象。

  ③饮茶习俗: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其饮茶习俗千姿百态,各呈风采。就武夷山饮茶习俗而言,自古以来就有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联谊等形式。由古代沿袭下来的饮茶习俗至今在有的农村或茶艺馆还依然可见。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

  a、敬茶:在武夷山的农村较为普遍的茶俗便是“客来敬茶”,“一杯香茗暂留客”,表达了武夷山人对客人的问候和敬意。客来敬茶,以茶会友体现武夷山人重情好客的美德和传统礼节。

  宋代以来,武夷山民间流传着“客至莫嫌茶当酒”的风俗,大抵客至,寒喧问候,邀请入座,主人的家属,立即洗涤壶盏,升火烹茶,冲沏茶水,敬上一杯香茶。主人讲究“端、斟、请”;客人则留意“接、饮、端”的举动,主人以左手托杯底,右拇指、食指和中指扶住杯身,躬着茶,微笑地说:“请用茶”。饮茶人宜双手接杯,道声谢谢,端杯细啜,赞主人茶叶佳、好,一道茶后,寒喧叙话,主人复斟茶,饮毕不能将余泽倾倒,主人要待客人午后方可清理、洗涤茶具。

  b、擂茶:武夷山有的村流行着一种“喝擂茶”的习俗。擂茶是农家招待客人必备的饮料,其原料一般只用茶叶、大米、桔皮摆制。讲究的还放入适量的中药菌陈、甘草、川芎、肉桂等。喝起来特别香甜,是一种可口的饮料,特别是在炎夏,具有清凉解暑的功效。在喝擂茶的同时,还备有佐茶的食品,如花生、瓜子、炒黄豆、爆米花、笋干、南瓜干、感菜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敬茶时擂茶碗内溢出的阵阵酥香、甘香、茶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肺实在令人心驰神往,是待客的佳品。

  c、“三道茶”。“三道茶”是武夷山御茶园根据武夷山民间饮茶习俗,以“和、敬、怡、真”的思想为指导,整理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饮茶方式(一般适用于茶馆)。“三道茶”包括“迎宾茶”、“留客茶”、“祝福茶”。

  “迎客茶”是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的第一盏茶,并配有茶点。茶点是具有武夷山区特色的米焦、芝麻果、咸笋干、芋果等。香醇的茶和甜美的茶点,表示欢迎客人的到来。

  “留客茶”是让客人既能看到泡茶的技巧又能品尝到茶的色、香、味。一边品茶,一边交谈,无拘无束,其乐无比。

  “祝福茶”在客人即告辞时,送上一杯桂花金桔茶,并送上祝福的吉言。

四川茶语

    茶叶叫做“叶子”。茶碗中茶叶多称作“饱”,反之则为“啬”。饮茶叫作“吃茶”。把开水第一次冲进茶碗叫“发叶子”,再向茶碗内冲水则叫“掺茶”。“一道”(“一开”)、“二道”(“二开”)是吃茶之常用语,“开”即指掺水时揭开茶盖。“才喝一道(一开)”是指时间较短,才掺水一次。  品茶之人最忌别人来喝其二道茶,因其色、香、味正佳,故有“头道水,二道茶”之说。
    如是讨茶喝,因是别人喝过的茶,故称为“加班茶”。每道茶只能饮一半,茶碗中所剩之茶水称为“茶母子”。
    茶馆中常有人“喊茶钱”,即某人走进茶馆时,熟人便喊“茶钱我这里会了”。喊茶钱的人越多,来人的面子就越大。其要口称“挨过,挨过”以致谢。

亲情茶事徐金华家庭茶艺鉴赏 

    川西腹心,五津交汇,有一位茶界著名茶人徐金华。邑人爱其茶、誉其技、称其论,尊为 徐公。徐公潜心茶文化研究,已撰写并发表数十万字的学术论文,名满国内外。其居住地新 津县历来有窨制花茶的传统,花农多以时植茉莉花为业,以花窨茶,尤助花香,潜移默化之 中,徐金华也培养起窨制花茶的爱好,并一发而登峰造极,创制出花茶圣品“碧潭飘雪”, 香盖诸茶,扶摇而直上中国名茶谱之前列。 

  兹录徐公“亲情茶事”家庭茶艺演示“要略,从中可一窥中国的茶道精神。对茶文化有兴 趣的读者,不妨可以将之应用于家庭中。 

  亲情茶事表演者:徐公、徐公夫人、徐公长女、徐公次女 
  亲情茶事之道具:一张演示长桌和待宾的茶桌上铺以洁净白布,供瓶插鲜花或手工纸扎花 ,以示吉祥友谊。 演示长桌背面一幅中国山水画“窗含西岭千秋雪”,为次女所绘;对联为“馨香壹座欺兰 芷,浅碧半?小琼瑶。” 茶具为铜壶、青花瓷盖碗茶碗(或无花纹玻璃茶杯);茶为“徐公茶”(碧潭飘雪);泡茶之 水。

 亲情茶事之程序:客至,请入茶室,依次就座,上瓜子、桃片等茶点;上湿毛巾擦手;畅 谈友情,相互祝愿。此时音乐声起,“徐公茶赞”和“碧潭飘雪”歌曲反映徐公茶文化的深层内涵,表现中国 传统文化之神韵。

 与此同时,徐公及夫人开始“亲情茶事”的冲泡程序,先用开水冲洗茶器具,再用白布擦 抹干净,放适量茶叶于杯中。第一遍先发茶,以85——90度水温冲泡,水容量为茶杯的1/3,由长女、次女托盘送至宾 客桌位,向客人奉茶,约1分钟后,主人提壶至客处,撑出右掌以示客人接盖闻香。接着掺第二道开水,以三点头冲至碗中,表示对客人点头有礼,离杯不满处收壶,盖上茶 杯。少顷,请客人揭盖,但见几朵美丽花瓣,漂浮于茶汤之上,栩栩如生。客人捧杯品茶观 色,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汤色黄绿明亮,啜上一口,细细品辨。 闻香、观色、尝味,叙谈,至此方尽。

  客人盖杯,致谢主人,宾主起身揖别。

川茶及特色茶馆

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首的茶叶(另两种是咖啡和可可),目前是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可缺少的饮料。世界种茶、饮茶的发源地是中国,而四川是中国最早种茶、饮茶的地区之一。川茶是四川人民为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又一贡献。

我国饮茶的历史可能和药用植物一样古老。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相传,远在公元前2737至公元前2697年茶叶为神农皇帝所发现,并作药用。《神农本草经》是西汉时代一些儒生托名神农尝百草的神话,搜集自古以来劳动人民所积累的药物知识编辑而成的药物学著作。这说明我国利用茶叶最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

巴蜀是我国最早栽茶和饮茶的地区之一。秦汉时期,蜀人又称茶为荼(间茶)、葭萌;外地人称其为茗等。顾炎武曾考证出:秦人伐蜀以后,始知茗饮事。秦入巴蜀后,巴蜀的种茶技术开始外传。从文献记录看,秦汉时期巴蜀人饮茶已极普遍。扬雄的《蜀都赋》说成都“百华(花)投春,隆稳芬芳,蔓茗荧翠,藻藏青黄。”这揭示出当时蜀人普遍种茶、饮茶。西汉《僮约》要求奴僮“烹茶尽具”、“武阳买茶”。可见当时已有专门的茶具。武阳在今彭山一带,当时已有茶市。《华阳国志》又说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也出好茶,产茶的地区还有:涪陵、湔底道等,迄至汉代蜀中以产茶闻名的地区已有数处,已开始形成不同的地方品种。

当时巴蜀人饮茶,选烹煮,表明它最初是从草药发展而来,即它是从巴蜀土著民族的医术,或巫术发展而来。当时制茶主要靠日晒,一般不用锅炒。这在四川盆地内,茶叶容易霉烂,加之茶叶上可能有虫卵,故需烹煮。外来移民很快学会了种茶和饮茶,并将其传播外地。

西汉末年,巴蜀先民已经能够简单地加工茶叶,并出现了茶叶市场。到唐代,在全国产茶的7个区31个州中,四川占了8个州,川茶大量外销。至宋代,巴蜀地区各处多是成片的茶园,川茶的产量仍居全国首位,年产量达1500万千克左右。在宋以前的封建王朝就实行了以茶治边的政策,川茶大量运输到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到宋王朝,更是借茶马互市来羁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以保证战马的需要。到明代和清代,川茶产量落后于江苏、浙江。新中国诞生后,川茶生产迅速发展,种茶地区达150多个县,年产量名列全国前茅。

川茶自古多特色。在唐代,蜀中有8大名茶,即“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扬村,绵州之善目,利州之罗村。”其中以蒙顶、味江地方的川茶最出名。茶博士陆羽在《茶经》中有10多处写到川茶,历代诗人对川茶也多予吟咏。唐代最负盛名的茶是蒙顶茶。“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这是白居易赞颂蒙顶茶的一句诗,有口皆碑,广为传颂。蒙顶茶产于四川名山县蒙山。蒙山有五峰,状如莲花,最高的叫做上清峰。群山巍巍,树木苍翠。蒙山产茶,历史悠久,相传西汉末年,蒙山开始种茶。从唐朝开始蒙顶茶已作为贡茶,“蒙茸香叶如轻罗,自唐进贡入天府”。直至清朝,1000多年间,蒙顶茶年年皆为贡品,奉献皇室享用。

蒙顶茶,是蒙山所有名茶的总称,蒙顶茶原来有很多花色品种,分为散茶和成型茶两大类。散茶有雷鸣、雾种、雀舌、白毫;成型茶为龙团、凤饼。后来主要生产散茶。现在主要有蒙顶甘露、黄芽和石花,以及万春银叶和玉叶长春。其中,黄芽和石花,属黄茶类;甘露、万春银叶和玉叶长春属烘青绿茶。

茶馆。饮茶习俗,最早发源于四川一带。四川旧时茶馆最多。茶肆栉比,依山傍水。客来随意设座,泡茶一杯。碰上熟人同事,聊天谈心,畅叙家常。四川人称之为“摆龙门阵”。或者背靠竹榻,遥望碧云兰天,观赏山光水色,别有一翻情趣。相传,旧时中国最大的茶馆在四川,四川最大茶馆在成都,成都最大的茶馆是当年的“华华茶厅”。那个茶厅开设在东大街,内有三厅四院,一眼望去,好象深不可测。成都茶馆之所以受人喜爱,其原因就在于成都茶馆有茶、有座、有趣。所谓“有茶”,就是能让茶客得到满足。俗话说“茶好不如水好,水好不如器好。因此,旧成都茶馆的经营者在用水、备茶、轩茶具上是毫不含糊,颇具匠心的。

先说水。沏茶之水,《茶经》有言:泉水为上,河水次之,井水为下。成都无泉水,早年连自来水也没有,帮一般茶馆都挂有上书“河水香茶“的粉牌以示招徕。一般茶馆都雇人用胶轮车载上大木扁桶去取河心水,为此,茶馆自然又得备几口沙缸以作过滤之用。

再说茶叶。成都人喜欢茉莉花茶,但茶馆老板不乏生意经,为了满足南北来往的过路客,他们也备有其它各路名茶,把粉牌写得满闹热。有的考虑得法更细致:夏天加备杭菊,解暑,清肝,明目;冬天加备沱茶,据说沱茶性温热,专供老年体虚者之需。

至于茶具,就是闻名遐迩的“盖碗儿”。这套由盖、碗、船组成的三件头茶具,可算把喝茶的艺术推到了臻于妙境的高度。最妙处在于茶船的定型和茶盖的巧思。有了它,茶碗不至于闭得太严,茶叶得以徐徐沁出,能随意控制茶汗的溶解速度和茶水温度,还可避免喝茶时茶叶入口。总之,很惬意。因此,有人说,看你是不是成都茶客,只须看你摆弄茶盖的手法便能一目了然。

“有茶”还需“有座”,即令饮茶者坐得舒服。旧成都茶馆对此很考究。椅子以四川盛产的楠竹为之。其椅脚的高矮、坐垫的软硬、椅背、扶手的角度和宽窄均很注意。茶桌一般及膝高,恰与坐手的高度相宜,取饮甚便。如果说“有茶”、“有座”属物的范畴,家里也不难办到,那么“有趣”一项则非入茶馆不可得了。因为一离开茶馆内形形色色的人间众生相,这“趣”便无从谈起了。

旧成都一般市民的住处狭窄,有客来时,主人总是手一挥:“走,口子上吃茶!”客人也习以为常,欣然前往。茶馆无形中又成了一般市民的会客室。

茶馆又是群众的“俱乐部”,最常见的是“打围鼓”(川剧坐唱),旧时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贫乏,“围鼓”也聊以解馋。演唱者有业余,也有专业。虽不化妆,不表演动作,仅仅各自执用一件乐器,如川锣、川胡、板鼓、大钹、马锣之类。一人唱一角,自吹打、自演唱,但它毕竟满足了市民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也很受欢迎。有“围鼓”的茶馆,生意格外好。

旧成都有句俗在,叫做“长官不如副官,掌柜不如堂倌”。的确,以应付茶客经,成才的茶堂倌的确实强于茶馆掌柜。堂倌雅称“茶博士”,源唐朝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御史大夫李季卿宣尉江南,陆羽来见,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手自烹茶,口通茶名。茶罢,李公命奴子取钱三十文,曰‘酬煮茶博士’。”看来这是古代文人间的雅谑,但“博士”之名由此传焉。而旧成都的堂倌对“博士”之称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堂馆的基本功叫“提壶羼水”。这是不可少的手上硬功夫:一把铜壶装满水有十来斤,整天提在手满堂穿花,在应对茶客的同时还得卖点“手彩”:老远羼个“仙人过渡”。从茶客头上弄个险,但又滴水不撒叫“雪花盖顶”;桌上的茶碗刚羼满,手上的茶碗又从水头上巧妙切入,来个“金蝉脱壳”;左右手各执一壶同时羼一碗,叫做“二龙戏珠”;水满手不停,幺拇指轻轻一勾,茶盖子便稳稳地扣上碗口,名曰“海底捞月”等等。这一整套动作一环扣一环一气呵成,若非久经锻炼是不行的。所以要领略四川的风土人情,老茶馆是最合适的地方。到老茶馆喝茶,会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

现在四川的茶馆种类繁多。新茶馆环境优美、设备齐全,除了继承传统的服务项目外,还增添了冷饮、糕点等食品。新茶馆的现代色彩较浓,人们不论白天或晚上,都可以边喝茶边看电视。新茶馆收费虽然高些,但青年人喜欢光顾;城郊茶馆有的设在河边,有的设在树荫下,空气清新、风景优美,是养鸟人爱去的地方。泡上一杯茶,笼鸟挂在树枝上,一边喝茶一边逗小鸟鸣叫,这也是一种享受的乐趣;棋园茶座是棋艺爱好者切磋棋艺的好地方,它的布置另有一番风味,经常吸引外地客人或港澳台胞前来喝茶、观棋。所以,四川茶馆既是休息的场所,又是聚会、洽谈的地方,具有文化娱乐和社交等多种功能。

四川的茶馆
  中国是茶的故乡,底蕴丰富的茶文化一脉相承,渊源流长。中国茶文化融合了儒、道、佛诸家的思想精髓,尤其将儒家的清醒、达观、热情、亲和与包容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巴蜀大地将中华民族的茶文化演变发展成独具特色的----四川茶文化。
   茶文化在四川已经被演变成独具巴蜀特色的“茶馆文化”。有谚语说:四川“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四川茶馆之所以引人注目,是由于它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休闲、聚会、娱乐和民间法庭。
   四川人爱进茶馆,是因为四川人喜欢“摆龙门阵”,即在熙来攘往的茶馆之中,一边品饮四川的盖碗茶,一边海阔天空,茶余饭后,佐以茶点小吃和曲艺表演,谈笑风生,实为人生至乐。
   茶馆除了休闲之外,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在旧社会,三教九流相聚在此,不同行业、各类社团在此了解行情、洽谈生意、看货交易;黑社会买卖枪支、鸦片;袍哥组织的“码头”也常设在茶馆里。这些茶馆大多还兼营饭馆、旅店。每逢寒暑假,茶馆又成为争聘教师“六腊之战”的战场。可以说,七十二行,行行都把茶馆当做结交聚会的好去处。茶馆因而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旧社会的茶馆还兼有调解社会纠纷的职能。亲朋邻里之间若出现了纠纷,双方约定到某茶馆“评理”。凡上茶馆调解纠纷者,由双方当事人出面,请当地头面人物调解,双方参加辩论的对手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由调解人仲裁。正所谓“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如果双方各有不是,则各付一半茶钱;如是一方理亏,则要认输赔礼,包付茶钱。
   茶馆还是社会文化娱乐场所。晚上,茶馆设有川剧“玩友”坐唱,俗称“打围鼓”。另外,有些茶馆设有四川扬琴、评书、清音、金钱板等演出活动。坐茶馆的人可以边饮茶,边欣赏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曲艺节目。
   四川茶馆除了卖茶,还卖糖果、香烟、瓜子、花生等小吃。解放后的茶馆还增加了打牌、下棋、读书看报、赏花赛鸟,甚至于唱卡拉ok、看录像节目等。内容愈来愈时髦、新颖。但茶馆作为民间传统社交活动场地的功能始终没变。
   四川的茶馆,多以竹为棚,摆满竹桌、竹椅。清风徐来,茶香弥漫。选用的茶叶多以茉莉花茶、龙井、碧螺春为主。而茶具则选用北方讲究的盖碗茶。此茶具茶碗、茶船、茶盖三位一体,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茶船即托碗的茶碟,以茶船托杯,既不会烫坏桌面,又便于端茶;茶盖有利于尽快泡出茶香,又可以刮去浮沫,便于看茶、闻茶、喝茶;茶盖倒置,又是一凉茶、饮茶的便利容器。精巧的盖碗茶具,即实用,又美观,构成了一组艺术品。
   茶博士的斟茶技巧,又是四川茶楼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水柱临空而降,泻入茶碗,翻腾有声;须臾之间,嘎然而止,茶水恰与碗口平齐,碗外无一滴水珠。这既是一门绝技,又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四川的茶馆一直以来都极为兴盛。不论是风景名胜之地,还是闹市街巷之中,到处都可看到富有地方色彩的民间茶馆。这些茶馆收费低廉,服务周到,顾客往往一杯香茗,一碟小吃,便可坐上半日。在与亲友纵论畅谈之中,巴蜀大地的茶文化也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四川乡镇茶馆风貌

   尽管同样都是茶馆,在四川,乡镇上的茶馆和城市中的茶馆还有所不同。解放前,越是偏僻的小镇,山高皇帝远,茶馆越具有权威性。乡镇上无官无府,袍哥大爷地头蛇就是当地土皇帝。袍哥组织的“码头”(或公口)就设在镇上热闹区的茶馆内。这些茶馆多半兼营饭馆和旅店,前店公开经营茶、洒、饭;后店暗中招纳烟、赌、娼。地头蛇们以茶馆为巢穴,摊派税款,分配壮丁,包揽拆讼,促裁纠纷……都在茶馆内进行。茶馆,实际上成了地头蛇小小王国的权力中心。

  乡民之间遇有债务或人事纷争不能解决,双方当事人各约集自己亲友到茶馆“评理”,恭请镇上龙头大爷或头面人物莅场仲裁。到场的人一人泡茶一碗,双方人各说各的理,有所谓“一张桌子四支脚,说得脱来走得胶”的乡谚。如果谁家的理说亏了,就负责给清全部茶钱,赔礼认错;如果双方各有不是之处,那就两家各付茶钱一半。至于究竟谁家理亏,那就全凭评理人一句话了。

  乡镇上茶馆,晚上多半还有川剧“玩友”坐唱川剧,习称“摆围鼓”。这是四川乡镇茶馆中传统的文娱活动。不化装的生、旦、净、末、丑,环绕着打小鼓(场面指挥,亦称坐桶子)的人而坐,或高腔,或胡琴,有板有眼,引吭高歌。有的只唱,有的兼施器乐演奏。一时金鼓喧阗,丝竹悠扬。茶馆成了热闹的剧场。当时的乡镇还没有电影,演戏的时间也很少,茶馆里“摆围鼓”,便成了乡民欣川剧的难得机会,因此争相前往,门庭若市。乡镇茶馆“摆围鼓”,广泛地普及了川剧。过去不少川剧名角,都是先在茶馆唱“玩友”显露头角,后来“下海”而成为名角的。

盖碗茶巴蜀茶文化的发源地 

  闻名世界的艾菲尔铁塔高耸云天,风光绮丽的塞纳河畔,与铁塔隔河相望的长乐宫剧院中央大厅,具有典型东方民族色彩的“成都茶馆”就坐落在这里。这是一九八六年十月,第十五届“巴黎秋季艺术节”的一幕。“成都茶馆”及“茶馆文化”在异国他乡出尽了风头。
  
   饮茶习俗是古老的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茶馆、茶肆在蜀中历史悠久,遍布巴蜀城乡和街巷,素来为人们所称道。这里的一组成都茶馆图片,有的饮茶是为了赏玩花鸟助兴,有的品铭是为享受桑榆晚景的情趣,有的是年轻人为了在繁忙的生活节奏之余,捕捉提壶饮茶的一丝新奇……。总之,蜀中饮茶的独特方式,独特的盖碗茶具,引起了多少中外游客的兴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体现了古老的巴蜀文化桓定不迁的传统和恒久迷人的魅力,体现了巴蜀人一种特殊的生活情趣。
  
   蜀人饮茶渊源自古。早在西汉,资中人王褒的《僮约》里就记载了在西蜀一个寡妇扬惠家里烹茶的情景:“舍中有客,提壶行酤。烹茶尽具,已而盖藏。”法时喝茶是茶叶与水一块煮开以后再饮的,这是蜀人饮茶最早最明确的记载。在这篇《僮约》里,还规定奴隶名叫“便了”的有为主人“牵犬贩鹅,武都买茶”的义务,这说明当时川西一带至少已有经营茶叶生意的茶市出现。
  
   西晋时,张载登成都白菟楼,曾写诗赞叹成都茶的高贵:“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所谓“六清”是指古代人所用的包括水、浆、醴、醇、医、酏等六种饮料,就是《周礼·天官·膳夫》说的“引用六清”。张载说成都的芳茶冠于六清,这说明早在西晋时,成都的茶就已超过了“六清”,居于各种饮料的首位。可见饮茶品茗在成都地区很早就已成为受人们欢迎的重视的习俗。
  
   “盖碗茶”,是成都最先发明并独具特色。所谓“盖碗茶”,包括茶盖、茶碗、茶船子三部分。茶船子,又叫茶舟,即承受茶碗的茶托子。相传是唐代德宗建中年间(780-783)由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在成都发明的。因为原来的茶杯没有衬底,常常烫着手指,于是崔宁之女就巧思发明了木盘子来承托茶杯。为了防止喝茶时杯易倾倒,她又设法用蜡将木盘中央环上一圈,使杯子便于固定。这便是最早的茶船。后来茶船改用漆环来代替蜡环,人人称便。到后世环底做得越来越新奇,形状百态,有如环底杯。一种独特的茶船文化,也叫盖碗茶文化,就在成都地区诞生了。这种特有的饮茶方式逐步由巴蜀向四周地区浸润发展,后世就遍及于整个南方。
  
   茶馆里张贴名人字画,这种高雅的习惯也始于宋代的四川,主要是供饮茶人肖乏遣劳时欣赏。在苏轼的诗里,茶水又叫“茶汤”、“茶食”,因为饮酒吃饭前,要先品茗,进茶一盏,这种习惯也叫做“茶筵”。这种习惯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现在日本的“茶道”。由此可见,日本的茶道同古代巴蜀饮茶的程序和方式极有关系。
  
   茶花色白清香,沁人心脾,在“肉食者鄙”的时代,茶的清香便成为一种圣洁高雅的象征。所以,古人用茶来形容清丽的女孩子。金人元好问的诗说:“牙牙娇语总堪夸,学念新诗似小茶。”“小茶”,“茶茶”常被用来作为美丽女孩的代称,甚至径称为“茶花女”……。这充分显示了茶文化在人们审美心理上的重要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而中国乃是世界茶文化的诞生地,西蜀是其中之一。这是蜀人对祖国民族文化作出的值得骄傲的奉献。

饮盖碗茶的程序

  在汉民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喝盖碗茶的习俗,而以我国的西南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尤其是成都最为流行。盖碗茶盛于清代,如今,在四川成都、云南昆明等地,已成为当地茶楼、茶馆等饮茶场所的一种传统饮茶方法,一般家庭待客,也常用此法饮茶。

  饮盖碗茶一般说来,有五道程序:一是净具:用温水将茶碗、碗盖、碗托清洗干净。二是置茶:用盖碗茶饮茶,摄取的都是珍品茶,常见的有花茶、沱茶,以及上等常为3—5三是沏茶:一般用初沸开水冲茶,冲水至茶碗口沿时,盖好碗盖,以待品饮。 四是闻香:泡5分钟左右,茶汁浸润茶汤时,则用右手提起茶托,左手掀盖,随即闻香舒腑。五是品饮:用左手握住碗托,右手提碗抵盖,倾碗将茶汤徐徐送入口中,品味润喉,提神消烦,真是别有一番风情。

蜀茶胜天下

      山茶,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早在隋朝,我国已开始栽培了。因其花朵硕大,颜色鲜艳,经冬迎春,花期较长,深受人们的喜爱。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四川的山茶花(古称蜀茶)曾经名扬天下,胜绝千载呢。明代的《群芳谱》中已有定论:山茶种类“不可胜数,就中宝珠为佳,蜀茶更胜。”

    四川栽培山茶始于何时,尚不可考。而端庄大方,文逸俊秀的蜀茶,早在北宋时期就已闻名于世。大文豪苏轼兄弟就曾为蜀茶赋诗唱和过。苏辙在游宛丘开元寺,见一株山茶数年无花,继又盛开千余朵花后,欣喜地作诗寄给其兄苏轼。诗中云“故园曾见色依依”。可见在北宋时,蜀茶已被人们所欣赏。

     到了南宋,蜀茶更广为人爱。成都东门外的海云寺,以茶花名重一时。山茶开花时,城乡官绅、士民纷纷前去宴集游赏,形成了民间习俗掌故。此可见陆游的《剑南诗注》:“海云寺山茶开,故事宴集甚盛。”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时,也曾写下《十一月十日海云赏山茶》、《十二月十八日海云赏山茶》诗,后诗中也记述到:“仍从掌故顺山茶”之俗。

    当时,海云寺成了蜀中茶花中心。培育出不少好品种。如《剑南诗注》说:“成都海云寺山茶,一树千苞,特为繁丽。”《光福山记》也云:“海云院有连理山茶。”这些奇花令放翁直到晚年仍难以忘怀,在其《山茶》诗中吟到:“冯栏叹息无人会,三十年前宴海云。”
此外,宋时成都官署名园——东园也有山茶花。陆游诗《山茶一树自冬至清明后著花不已》记云:“车园三日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唯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数枝红”。

    明清之际,蜀茶更是享誉九州。据明代文学家王世懋的《学圃余疏》云:“吾地(江苏太仓)山茶重宝珠,有一种花大而心繁者,以蜀茶称。”“余官莆中,见士大夫家皆种蜀茶。花数千朵,色鲜红作密瓣,其大如怀。云种自林中丞蜀中得来。”说明蜀茶已大规模走出四川盆地。

     在省内,什邡县山茶也很有名气。《什邡嘉庆县志》记载:“嘉庆二年,此花忽昂贵,其异样品种,每株值五六百金”。豪门富户竞相采购,金屋藏娇。

     建国后,随着人们生活的逐步提高,在继承历代花师技艺的基础上,蜀茶又焕发了青春。成都市王建墓博物馆苗圃中已拥有茶花基因库中的300多种,我省已培育出许多名闻全国的好品种,如大红阳、白六方、胭脂莲、醉杨妃、泸州大红等。更有全国茶花三大元老的什邡老花师陈兴荣用毕生心血培育成的珍品,如革命旗、方亭春、红盔、菊辩宝珠等。其中的“红盔”已远种美国,与世界名种“格林40号”齐名!此外,崇庆县罨画池公园陈志华先生的茶花古桩,也堪称川西一绝。

     蜀茶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霜雨雪,“散火冰雪中,能传岁寒姿”(苏轼诗句),终于迎来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春天。从1991年3月起,成都市又恢复举办山茶花展,深受人们好评。

茶馆:偷得半日闲

  四川茶馆除了休闲之外,还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在旧社会,三教九流相聚在此,不同行业、各类社团在此了解行情、洽谈生意、看货交易;黑社会买卖枪支、鸦片也常在茶馆进行;袍哥组织的“码头”也常设在茶馆里。这些茶馆大多还兼营饭馆、旅店。每逢寒暑假,茶馆又成为争聘教师“六腊之战”的战场。可以说,七十二行,行行都把茶馆当做结交聚会的好去处,茶馆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旧社会的茶馆还兼有调解社会纠纷的职能。亲朋邻里之间若出现了纠纷,双方约定到某茶馆“评理”。凡上茶馆调解纠纷者,由双方当事人出面,请当地头面人物调解,双方参加辩论的对手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由调解人仲裁。所谓“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如果双方各有不是,则各付一半茶钱;如是一方理亏,则要认输赔礼,包付茶钱。
       
  茶馆的另一重要职能是作为社会文化娱乐场所。晚上茶馆设有川剧“玩友”坐唱,俗称“打围鼓”。另外,有些茶馆设有四川扬琴、评书、清音、金钱板等演出活动。坐茶馆的人可以边饮茶,边欣赏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曲艺节目。
       
  四川茶馆除了卖茶,还卖糖果、香烟、瓜子、花生等小吃。解放后的茶馆还增加了打牌、下棋、读书看报、赏花赛鸟,以至于唱卡拉ok、看录像节目等,内容愈来愈时髦、新颖,但它作为民间传统社交活动场地的功能始终没变。
茶铺众生相
 
(1)旧时代的社会缩影 

    中国茶文化的基地是各种各样的茶馆,成都叫茶铺。坐茶铺、吃茶,是老成都人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以一早一晚最为常见吃早茶既提神醒脑又清洗肠胃,而谋生的一天筹划和安排尽在其中。吃夜茶是劳累一天后交朋会友、休息的时刻。至于“口子上吃茶”、“茶钱该我的”,则是人们见面打招呼的应酬话;应酬归应酬,可不一定当真。

  老成都的茶铺多得难以胜数,全城内外五百多条街巷,平均每条街巷就有一两家。虽然茶铺多,但茶客却是各就各位,各得其所的。有的大茶铺平民百姓从不跨进去,而更多的小茶铺某些人则不屑一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茶铺是旧时代社会的一幅缩影!

  从清末到民国的几十年间,当属成都茶铺的“鼎盛时期”。被巴金誉为“成都的历史家”李利人,对清末成都的茶铺有十分出色的描绘。辛亥革命后,应运而生的是各条街道按“豆腐方块”纷纷成立了“公口”,它是源远流长的袍哥组织由秘密转向公开,各与一个地盘开展活动的机构。“公口”办理一切事务都在茶铺进行。从军阀时期的“防区制”到解放前夕,成都许多大、中茶铺几乎全是各家袍哥组织的“据点”,而茶铺老板毫无例外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不是“舵把子”也是“大管事”。由于茶铺是三教九流往来,诸色人等聚散之地,因而矛盾众多,纠纷不断,扯筋闹架甚至大打出手的事件层出不穷,如茶铺老板缺乏硬肘的“后台”或者自己没有“点点”(袍哥身份),那是休想安安生生过日子的。当年的大、中茶铺除了门相的横匾之外,还有内堂柱头上挂着“**公”、“x x让”的吊牌,事实证明:这类吊牌很起作用。一方面可以“避邪”,使那些提劲打靶的人心存畏惧,不敢撒野;另一方面便于外地来的抱哥接头、联络。

  一个大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

  从二十年代末到抗战时期,随着春熙路一带市中心商业区的日趋繁荣,各种各样的茶铺争相出现,首屈一指的当数北段的“三益公”那家大茶铺了。那里回岸好,堂面宽,只要不是吹风下雨天,从早到晚,沸沸扬扬,座无虚席。与之“平分秋色”的是总府街的“正娱花园”。这两家茶铺均以露天开设为主。稍微不同的是,“正娱花园”栽有树木。花草以示点缀,四周环境比较清爽,而来来往往的茶客多属公务人员之类,不像“三益公”的杂七杂八。

  商业场角落的“二泉茶楼”地点偏僻,雅静是它的特点,为文化界人士经常驻留之地。成都地处平原,人们难得登高了望,即使仅有二层那么高也很吸引人,春熙路南段口的。益智茶楼”,春熙路北段中的“漱泉茶楼”因而为人瞩目。这两家茶楼都不摆设竹椅子,一张张四仙桌周围全是油漆过的矮矮木椅,尽管坐着并不舒服,然而临街,人们乐意居高临下观看街上形形色色的景致,茶客踊跃。

  抗战期间,城守东大街的华华茶厅相当红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那里曾是买卖洋纱峪称“纱虫子”)的市场,每天从早上到中午,前面两个厅“纱虫”群集,非常活跃,大发国难财。抗战胜利后,洋纱生意逐渐萧条,宽阔的三个厅坐满了吃闲茶的,是否尚有其他的“交易”,不便妄加揣测。1946年,成都开始办起了自来水厂,这家茶厅首先启用,茶客趋之若骛,生意格外兴隆。不仅如江匕,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从天亮到上午十点钟,免费供应每位茶客一碗香茗,以广为招揽,一时传为“盛举”。

  四十年代后期,成都一度涌现出凡家咖啡茶座,如总府街的“紫罗兰”,商业场的“白玫瑰”等等。这类茶座堂面不宽,较为整洁。圆桌上铺有白色台布,中间摆有花瓶,小巧的靠背木椅如拱月的众星;加盖茶盅代替了古老的三件套茶碗;茶叶品种多,兼营十奶咖啡以及西式糕点糖果。茶座里不时响起留声机播放的电铁流行歌曲,软绵绵的“郎呀,妹呀”不绝于耳。茶客以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总府街还有一家“新仙林”茶楼,楼下卖闲茶,楼上卖书茶。书茶安排的是京剧清唱节目,轮流演唱者均为花枝招刚〕青年女性,红纸白字写着各人的芳名和节目,任随点唱,另外’柞s。据说,那批演唱者都是“下江”妓女,茶客之意不在茶者,人古人在。不久,因“有伤风化”被有关当局明令取缔!

茶铺众生像

(2)----闲茶·讲茶·书茶 

    吃闲茶是老成都大、中、小茶铺的普遍现象。然而,真正反映了当年社会尝尝众生相的,还是那类遍布街头巷尾的中、小茶铺。

  三十年代初,我开始跟随父亲坐茶铺,每天晚饭后,他带我到离家只有一条多街的“第一泉”吃茶。泡一碗茶,占两把椅子,他吃茶,我面前摆一堆花生。当我把花生吃完便沉沉欲谁了。等他茶瘾过足,我巳进入梦乡,父亲只好把我背回家去。久而久之,我也成了一名“茶客”,耳濡目染,印象殊深。这家茶铺不大,双间铺面,摆了三十多张桌子,后堂的飞来椅外,是一涨大大的池塘。这里还是当地抱哥组织“莲泉公”的“据点”。每天一早一晚茶客盈门,四周烟雾弥漫,到处闹闹嚷嚷,每逢一位“头面”人物光顾时,凡是认识他的都得点头、躬腰,争着付茶钱有的人竞争得面红耳赤。头冒青筋。好在堂位经验丰富,熟桧人情世敌,择“优”而取,大家满意,一声“道谢了,下次再惠!”足可平息纠纷。茶铺又恢复原状:咳嗽的,摆龙门阵的,喊“掺开水”、“带随手”的,叫卖瓜子、花生、纸烟的,此起彼伏,一切是声音的流动。

  劳累一天的手工作坊工匠和做罢小生意的,年复一年地人茶铺里休息,龙门阵大家摆,茶各吃各。有的习惯闭目养神,听到会意处搭白两句;如遇“颜色不合”,不妨端起茶碗换个桌子,别人也不会多心。还有一种吃闲茶的,成天没事干,一碗茶坐上大半天,堂值照样轻轻揭开盖子掺开水。临时要离开,给堂倌打个招呼“留一下”,或者抓几片茶叶放在茶盖中间,那些专门吃“加班茶”的也不会去动它。

  吃讲茶(又叫“讲理信”)是老成都人日常生活中发生纠纷的一种调解办法。每逢茶铺里出现吃讲茶的,看闹热的最多,‘扎墙子”的不少,而最忙的要数堂倌了。茶碗一摞摞地抱来摆开,见坐下来的就泡一碗,手脚之麻利令人叹为观止。吃讲茶关键在于当事双方各自“搬”来什么人。如果“后台”硬肘,即使无理也会变得“有理”;如果地位低于对方,有理也说不清楚,那只好认输把全部茶钱什了。也有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的,出面的“首人”,便采取各打五十板的办法,让双方共同付茶钱;或者他装起一副准备掏钱的架势,意在“将”双方“一军”。此刻,双方只好“和解”了事。偶尔也有一言不和,茶碗乱飞,头破血流的,最后赔偿时,历年打烂的茶碗、桌椅,都一齐算到“输理”者账上。有件事至今未能忘怀:一邻居的女儿被一个小老板调戏,她的父母忍不下那口气,找对方吃讲茶。因对方人多势众,“首人”断了“弯弯理”,先责怪两老人“教女不严”,然后要他们付茶钱。对方“扎墙子”的趁机起哄。嘲笑,弄得两老人无法下台,一个当场气昏,一个蔫弹地付了茶钱。那年月,歪人到处有,惟独没有平民百姓“讲理”的地方!5 吃书茶(又叫“听评书”)是老成都人的文娱活动之一,小茶最为常见,花钱不多.既吃茶又饱耳福。每逢下午或晚上,一向冷落的茶铺变得闹热了。中间摆开一张特为说书先生设置的桌子,和一把靠背高脚椅子.一张黑漆粉牌上写着他的大名和书名。眼看茶客满座,说书先生轻轻咳嗽几声,抓起桌子上的“界方”连拍三下,堂值随之吆喝:“开书呷.各位雅静!”顿时,堂里鸦雀无声,只听他徐徐道来。父亲喜欢听评书,后来便转移到一家小铺吃茶了。寒、暑假期间,我常常跟贿他去听评书,久而上瘾。评书除了座上客之外,还有不少站在茶客身后充当外围,俗称“战(站)国”的。这是一批不愿花钱的热心听众,以衣衫破旧卖劳力者居多,也有少数年龄与我差不多的,每当说书先生中途‘闸板”下来收钱时。他们便纷纷离开,又开始说的时候陆续围拢。尽管他们并不受欢迎,然而,如果没有这批“捧场”的忠实听众,那吃书茶的气氛将会大打折。夏天,座上客回头皱眉,他们尴尬地朝后退;冬天.他们充当别人的“肉屏风”。吹得鼻子通红,仍旧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洗耳恭听。多年以那景象还历历如在眼前。

茶铺众生像

(3)----府河两岸的“茶文化”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乱机就空袭我大后方成都,从此,蓉城市民开始了历时几年、疲于奔命的“跑警报”。城外纷纷开辟了“疏散区”,不少因陋就简的茶铺也随之出现。其中,以新南门外府河两岸的茶铺最多,也最为闹热,稍具规模的茶铺北岸有四家,南岸有两家;而两岸又各有一家占优势的大茶铺,形成对比鲜明的茶文化现象。

  北岸那家大茶铺名口名叫“江上村”,是李劫人长篇小说《天魔舞》写到的“花园茶铺”。它紧靠河边,位居上游,占地面积相当宽阔,是不可多得的好“口岸”,除经营茶铺外兼营“竟成日”餐厅。当年的“江上村”环境幽雅,风物宜人,既有茂林修竹掩映又有河流可供观赏,花草葱笼,游廊环抱,令人流连。比之于“郊外第一公园”的“雷神庙”(望江公园前身),有过之无不及。茶铺分两重:前面的茶座露天摆设,一律的四仙桌和靠背竹椅;后而游廊的茶座全是漆成偷油婆色的木桌木椅,给人以整洁之感。逢上好天气,前前后后,座无虚席。如遇“跑警报”,更是人头攒动,闹闹嚷嚷。抗战前,妇女尤其是青年妇女不能在茶铺抛头露,而这里却有不少衣着时髦的女青年和男士们平起平坐,或品,或交谈,或看书,或围坐打扑克,欢声笑语,引人注目。和城中的大茶铺一样,卖瓜子、花生米、香烟的小贩多得难以胜数。又擦皮鞋的蓬头少年,穿梭般地往来于茶客间,只要看见穿皮鞋;总是把吊在肩上的木箱敲得特别响,直到把脚伸向他为止。有出租报纸杂志的,只花很少的钱,便可阅览大半天。每天午四点左右,照例有一个提起兜兜卖金约花生、五香盐胡豆的中人出现,那叫卖声喊得有板有眼,吸引着众多的茶客,一个个购买,用以住茶,别具风味。常在少城公园茶铺以“看相”为的,几乎天天在这里露面:他们穿着晒血浸了的蓝布长衫,衣上挂着一面写上“麻衣相法”的小木牌,默默地在茶客旁边摇摆去,有的还轻言细语地说:“看相不?看妻财子禄,负责说。不准不要钱!”

  与“江上村”茶铺对着干的,是南岸桥(今成都汽车中心站一家草盖屋顶、周围用篱笆作墙壁的大茶铺。它是当地一个哥“舵把子”开设的,虽然等级较次,卫生条件也差,但老板的花样多,其生意之兴隆并不在“花园茶铺”之下。花样之一,是雇年轻的女茶房送热水毛巾(另外付钱)。当茶客需要(或根本不要)擦汗时,只做个手势或喊一声,那热水毛巾便凌空迎面飞个别轻薄茶客以此为乐。专找女茶房寻开心:挤眉弄眼做怪打情骂俏动手脚。因此这种花样太不像话,不久便自动消另一花样是邀来说唱艺人表演金钱板、茶鼓、竹琴、口技、清节目。每当午后,那家茶铺锣鼓喧天,弦歌不绝,两百多把椅坐得满满的。茶客以中、下层市民占绝大多数,极少的女茶客老太婆,他(她)们到这里来主要是听演唱,有的宁肯买一碗“玻璃”(白开水),也要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听一段曾炳昆的口技,李月秋的清音。一段时期,清音《断桥》中“一把手拉官人断桥坐---”,曾在那一带风靡一时,几乎家喻户晓。然而有人却斥为“下九流!”说是“光听了都要生疳疮子!”尽管如此,这家茶铺的盛况却几年不衰。

  抗战胜利后,新南门外的几家大茶铺逐渐冷落:“江上村”因故歇业,“竟成国’迁回青石桥南街原址;南岸茶铺的说唱艺人先后奔回城里茶铺另谋生路。曲终人散,一派萧条!

  斗转星移,人世沧桑。昔日的许多大大小小茶铺,早巳成为历史陈迹,当年形形色色的茶铺众生相,也仅仅如梦似幻般残留在老成都人的记忆里。惟有人民公园那家独一无二的茶铺,还使人依稀记起“绿荫阁”的影子……

老茶客随笔

    算 命
   
    我从来不信命,更不信算命,但走到哪里都要成为算命先生抢夺的对象,可能是因为他们看我长得富态,以为恭维我几句就可以哄出银子。我虽然愚钝,但想骗我出血还是很考手艺的。有一次去庙里喝茶,一个长大胡子的算命先生就凑在我耳朵上,用手捂了嘴故作神秘状说先生你带福相,要发达起来了。我笑眯眯地回答说先生你看错人了,一分钱也没给他。先生还不死心,说你想不想发财,想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方法。我说你千万不要告诉人,这种机会你自己留着。我有一个更简便的办法。出这道门走三十步有一棵老柳树,挖下去十米就有一个坛子,刨出来,里面有三百两银子,当成货币可以在银行兑十万元,当成出土文物卖还不止……
    先生眼睛都绿了,半天才明白是遭了戏弄,怒骂道:“你这人几十岁了还如此顽皮,白把你表扬了半天,一毛不拔不说,还要糟踏人。”
    算命先生并非每次都不得手,我曾亲眼见一老太太被算命先生吓得半死,老老实实摸钱出来让他给解。怎样解法算命的一般都故弄玄虚,但肯定是让老太太吃了定心丸,又主动掏钱出来奉上。最近见报上登出一则类似的笑话,说一暴发户找算命先生算寿缘,算命的让暴发户写一寿字,然后就大惊失色地宣称暴发户要短命。因为暴发户写的寿字又粗又短,是短寿的佐证。暴发户十分沮丧,要算命的为其解脱。算命的要其拿一百元出来做为解资,等钱到手后便附在暴发户耳朵边面授机宜,说下次算命写寿字只要写得又高又长便可得长寿。
    曾有一朋友在黄帝陵请一仙风道骨的道长为其算命,道长执意不算。朋友怀疑自己的命不好,遂掏重资献上,道长仍不肯受。朋友气得三天不能吃饭,“难道我的命就这么贱,以至于道长也不愿刺激我?”朋友想来想去不得要领。其实算命的连自己的命也算不准,哪里能算天下之人?完全是人们自己心虚,才被别人察言观色套出了心病。
    “满月鞋”
   
    多年来总想买一双鞋能穿满月,但一直未能如愿。不是脱线就是断底,不开裂不掉跟的又臭脚,原因是买了假皮子。总之,买不上一双合脚又不出故障的满意鞋,弄得我走路十分小心,怕新鞋过早夭折,两天不敢出门,怕水从鞋底浸入。人整天为了适应鞋子而活着就活得很悲惨。
    终于下定决心花五百元买一双高档鞋,心想凭这身价也不至于穿不满一个月。那一段时间很得意,满城风风火火地走,别人见了都纳闷,说这人从来走路怕踩死蚂蚁,这一段时间突然走开正步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自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为一双脚踩在五百元人民币身上,有一种“脚踏实地”的厚重感。好景不长!一次作家协会开会,我便将双脚伸出做幸福状,以为会有人夸奖我的鞋。不料一位女作家不屑地说想不到你这人如此财迷,会穿这种大路货满街走,这种鞋在我的铺子里只有蹬三轮的爱买,因为它便宜,底子又是布壳做的——吸汗。我大失所望,原来五百元买的是一个教训。
    托熟人去制鞋厂订做,心想这回不可能再假。熟人连钱也拒收,条件是写一篇吹捧文章。真是穿人家的脚短,硬着头皮炮制了一篇,可文章还没有发表鞋子已破。熟人见了还一个劲问你写的文章呢?回答文章不能发,以为熟人能听懂其中的潜台词。不料熟人竟理解为要另收稿酬,恨恨道:你们这些文人也太狠了。我一双鞋少说也值几百元。我无处申辩,没想为了穿上“满月鞋”竟弄出了更多麻烦。干脆买处理品,二三十元一双,穿不满月但随时都有新鞋穿,穿着新鞋走着老路也是一种境界。
    据说美国时兴一次性消费,唯独鞋子做得很结实,这很费人思索。意大利人把鞋都做成艺术品,这又使人汗颜。原来一双鞋子做得好坏还有如此哲理,有一句俗话说“脚下无鞋全身贫”。试想,脚蹬烂草鞋身穿西服又有什么用呢?
   
    不敢相信熟人
   
    世上最可信的是熟人,最不可信的也是熟人。熟人没有做生意时还是熟人,一旦当了商人就会专烧你这个熟人。笔者就有过切肤之痛,买高档电器那阵心想熟人某某正开电器行,起码不会遭烧,天知道竟被烧得跳,弄一堆破铁回来,半年花了成倍于商品价值的修理费!熟人见了面还问:“东西不错吧!一点没赚你的钱。”你脸上还得装出受人恩惠的样子,吃的是哑巴亏。
    搬家时又来了一群熟人,自告奋勇要帮忙,声称起码不会搬坏你的家具。这回更惨!熟人力气小,上楼时将东西碰得七伤八破,因为欠了人家的情还得请啖一顿,算下来比找搬家公司贵了许多,且家具损失惨重。熟人还发议论,说这小子太财迷,帮他挪了窝才吃这种伙食,酒也没有喝透!又落了个哑巴吃黄连。
    有次做手术,心想找熟人吧,熟人起码不会将纱布忘在伤口里,刀口或许还给你开小点,没想又吃了大亏,还得噎着。熟人本想照顾我一下,心一慌刀口就划得特别大,又斜!纱布确实没忘取干净,但伤了一股神经,弄得人一阵阵痉挛。熟人很不好意思,反复请求原谅,我脸上还得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安慰他:“没关系没关系!不就一根神经吗?”这罪只好受在心里。
    没有熟人办不成事,有熟人其实也办不成事。有一回看球赛,票特别俏,正想放弃,一个运动员朋友主动带我入场。谁知守门人铁面无私,不但将我拦下,连运动员也不准进。两人大吵一场,惹得治安将我俩扣下要单位来领人。单位领导见了我吃惊不小,说想不到连你也混票?!我简直无地自容。
    此后我老实了许多,不再打熟人的主意。偏偏无数的熟人来找我看病,就因为我在医院工作。有人拔了牙又跟我嘀咕,说能不能免费!碍于情面只好找兄弟伙给他免了。谁知这熟人四下替我宣传,便蜂拥而来许多熟人的熟人,个个都要免费拔牙。医院的老板又不是我血亲,熟人们个个怒目相视,说某某都给免了为什么不免我们的,可见是个势利眼。
    也不是熟人都没有好处。我那个炊事员熟人就很好,见了我一张脸笑得稀烂,狠命往我碗里装菜,一段时间里很让我吃了些白伙食。但有一次遇上变质食物,因为熟人的照顾我吃得又特多,让我狠发了一夜洪水,差点送了小命。这之后见了炊事员就要用手捂碗,说够了够了。这是经验!多吃多占将受惩罚。

郭沫若与珍吕茶

    70年代中期的一天,一代文豪郭沫若驱车北大,造访住在朗润园内的泾县籍著名学者吴组缃。组缃先生待以家乡茂林的深山茶。几口入喉之后,郭老不无惊异地望着级缃先生,慢慢吐出四个字来:天下无敌!郭老天性浪漫,他对泾县茶叶的评价或恐不无夸张。再说,品茶亦如审美,燕瘦环肥,各有所好。但无论怎么说,泾县深山茶的品位之高,毕竟是不争的事实。

     泾县产茶的历史十分悠久,其珍吕曾长期进贡朝延。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就曾对泾县茶备极称赞:“宣州诸茶此绝伦,芳馨哪逊龙山春......共对幽窗吸白云,令人大腑皆清芬。”因此每年的谷雨一过,特地来泾县买茶的客人就络绎不绝,无论那产地如何偏远,也无论那山路怎样难行。

     每到这进,不少泾县人,尤其是那些在外地有着五三文友的人便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忙碌,忙着给这些“出无车”的朋友买茶寄茶。外地的友人们收到茶了,大半都要回信或回电,一再表示谢意和不安。对这一份由衷和感谢,寄茶人毫矜持与愧疚地领受了。他们确实知道对方的那一份欢欣。“竹院煮茶”,曾被中国的古人誉为四大美事之一。呆在车水马龙的水泥森林里,自然极难享受到瓦屋纸窗、粉墙竹影的情趣,但唯其如此,那些外地友人才会对这一杯来自云雾山中的清茶格外喜爱与珍惜。

宗教带来的茶事文明

    从大量文献记载看,最早对茶的精神功能引起重视的还是道家和道教。两晋南北朝的许多传说,往往把饮茶与神仙故事结合起来。《宋录》载,有昙济道人以茶茗待客。著名道士兼医学家陶弘景曾作《杂录》说茶能轻身换骨,所以传说中的神仙丹丘子、黄山君都饮茶。《广陵耆老传》说的老婆婆卖茶水,晋代官吏以败坏风气的名义将她逮捕入狱,夜间她带着茶具从窗户中飞走了,颇得道家“飞升”之风。由于饮茶有所谓“得道成仙”的神奇功能,是修炼时的重要辅助手段,故《天台记》中说:“丹丘出大茗,服之羽化。”皎然作《饮茶歌送郑容》有诗句:“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
唐代道士之中,喜啜茗者也不乏其人。开元年间,道士申元之深得唐玄宗宏幸,玄宗曾命宫嫔赵云容为申侍茶、药。唐肃宗赐给道士张志和奴、婢各一名,志和将他们配为夫妻,取为渔童、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南部新书》)。道士施肩吾将“越碗初盛蜀茗新,薄云轻处搅来匀”,认为可以与“琼浆”相比美(《蜀茗词》)。李商隐的《即目》诗则生动地描绘了道士用茶伴棋的情景:“小鼎煎茶面曲江,白须道士竹间棋。”唐代著名道家茶人大概首推女道士李冶(又名李季兰),她与陆羽交情很深,德宗朝时与陆羽、皎然在茗溪组织诗会,有论者认为:“完全有理由说,是这一僧、一道、一儒家隐士共同创造了唐代茶道格局”(王玲《中国茶文化》)。道士们还以茶待客,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淄州刺使王园等登泰山,“时真君道士卜皓然、万岁道士郭紫徽,各携茶、果相候于回马岭”(《道家金石略·岱岳观碑》)。萧礻右   游石堂观,享受了“碧瓯浮花酌春茗,嚼瓜啜茗身清凉”(《游石堂观》)的美好礼遇,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温庭筠的《西陵道士茶歌》,描述西陵道士煎茶和饮茶的情景,更是传神传情:

众说纷纭释茶道

“茶道”一词的来源,目前学术界常见的说法有源自唐代皎然和封演两种。那么,“茶道”一词的发明权究竟该桂冠何人?还是平分秋色?已是悠悠千载,当有定论了吧!

持“皎然说”的,以皎然的诗作为据。皎然,本姓谢,字清昼,唐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县)人,初出家,肄业湖州抒山,与灵澈、陆羽同居妙喜寺,能诗文,善烹茶,推崇饮茶。他曾作劝慰好友崔使君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曰:

越人遗我剡溪茶,采得金芽爨金鼎。

素瓷雪白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桨。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熟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

诗人谈及饮剡溪茶的感受,第一饮可“涤昏寐”,第二饮“清我神”,第三饮便达到“得道”的境界。最后在诗尾提出了“茶道”一词。

持“封演说”的,以封演的著作为证。封演,唐□县(今河北景县)人。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进士。大历(公元766~779年)中为县令,后历司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德宗时官司御史中丞。今存《封氏闻见记》十卷。其中云: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

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广润色之,于是

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封演之“茶道”兴于中唐,是由于陆羽者著茶书,对茶的功效以及煎茶、炙茶的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且创制茶具24种,后又经常伯熊的“广润色之”而得以大行的。《封氏闻见记》一书大都实录著者的所见所闻,可信度较高,内容可靠。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封氏闻见记》中所记之“茶道大行”当在陆羽著《茶经》(公元760年)之后。《封氏闻见记》一书的写作也应在此之后。另据有关资料记载,陆羽的《茶经》在公元780年之后才首次刊刻,得以在民众中传播。从《茶经》首刊到封演所目睹的全国的“茶道大行”之势,这之间必然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而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并无封演与陆羽相互交往的记载。因此,《封氏闻见记》的成书年代可以界定在公元780年之后。根据《中国茶叶大辞典》对皎然的介绍,皎然的生年为公元704年,卒年为公元785年。他与陆羽交往甚笃,陆羽隐居苕溪作《茶经》一书时,仍多次前往问访。显然,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就作于《封氏闻见记》之前。“茶道”一词的最早提出者当为皎然。

其实,皎然与封演各人所述的“茶道”本意相差甚远。皎然将品茶时进入一种妙不可言的精神状态谓之“得道”,“茶道”一词属“形而上”的范畴。而封演的“茶道大行”指的是饮茶的方式、方法、原则以及饮茶习俗的广为流传,当属“形而下”的范畴,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茶道”,很难说谁概括得更适当、更准确,它们分别是对“茶道”的两个不同层面的阐释,两者基于各自的立足点,平分秋色,各有千秋。

然而,这两个不同层面都不同程度地被后世继承,并有所发展。

稍晚于皎然,大约与陆羽生活于同时代的裴汶在其《茶述》一书中的序言中也曾对茶之功效有所论述:

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

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大庆。得

之则安,不得则病。

其中的“其性情清”、“其用涤烦”、“其功致和”等涉及饮茶的功用,与皎然的“一饮”、“再饮”相似。

在此之前,陆羽并没有在《茶经》中明确提出“茶道”这一概念,但是他在《茶经·一之源》里说: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意思是说,“精行俭德”之人最适合饮茶。这“精行俭德”四字是饮茶人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行,也是陆羽所倡导的茶道精神。

在陆羽身后涉及茶道精神的要算卢仝了,他在著名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生动地描绘了饮茶的七个层次: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除“一碗喉吻润”指的是满足生理需要的解渴外,其余的“二碗”、“三碗”等都与皎然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晚唐的刘贞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茶道”,却概括出茶有“十德”:

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

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按其说法,“以茶可行道”只是“茶德”之一,他的“茶德”还包括茶的养生、除病、修性功效以及茶礼、茶仪等社会功用。

宋代茶书丰富,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谈到茶之功效时说道:

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祛襟涤滞”、“致清导和”、“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可以说是基于皎然的“茶道”观的一大提高,是对中国茶道精神的高度概括。

宋徽宗还说:

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

依他之见,当时之所以茶事兴盛,是因为缙绅、韦布之流的饮茶者“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们先受到社会的道德教化,然后才以茗饮为雅尚。

明代张源也在《茶录》中提及“茶道”:

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

张源只是将茶叶的制造、贮藏、沏泡等技术工艺归结为“茶道”,仍属物质层面的东西,并没有精神层面的内涵。

无论是最早提出“茶道”的皎然、封演,还是集茶道之大成者的陆羽或涉到“茶道”这一概念的斐汶、卢仝、刘贞亮都未说清“茶道”的含义。唐代茶人虽然创造了“茶道”一词,但对它的理解并不明确。也许正是由于“茶道”一词的意义模糊,在唐之后的朝代,“茶道”一词几近沉寂,直到近代才被大量使用。

关于“茶道”一词的定义,当代的专家、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素有“当代茶圣”之誉的吴觉农先生在《茶经述评》一书中云:

(茶道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

吴觉农先生把茶道作为一种精神境界上的追求,一种具有教化功能的艺术审美享受。

另一位茶学大家庄晚芳先生在其《日本茶道与径山茶宴》(见《庄晚芳茶学论文选集》)一文中也对此作了阐述:

从饮茶方面来讲,由于煎煮冲泡茶的习惯方法和使用茶具器皿的不同,在民

间形成许多格式化的从冲泡到饮茶的一系列方式方法,统称为茶道。从历史意义

来讲,日本佛教界把坐禅的饮茶方法,规定一定仪式,称为茶道。……茶道就是

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们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

庄先生既从形而下的角度概括茶道为“从冲泡到饮茶的一系列方式方法”,又从形而上的层面肯定茶道对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所起到的教化作用,将茶道的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相结合而论,概括相对较全面。

作家周作人先生在《恬适人生·吃茶》中说: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

的现实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

代表艺术。

这种茶道体现的也是人们在品茗过程中的心灵感受,仍属精神范畴。

陈香白先生在其《中国茶文化纲要》一文中认为:

茶道,乃是以“品”为主的饮茶艺术之结晶,它显示高雅、表达礼仪、象征

友谊、反映素质、表现自我,茶道之形成,在于盛唐。

陈先生则诠释“茶道”为茶的品饮艺术结晶,仍强调以茶体现人之修养、人格、素质等。

台湾的蔡荣章先生在《茶道与茶艺》中说:

茶道是指品茗的方法、功能及其意境。

他强调的是饮茶的方法、技艺。

王玲在《中国茶文化》第二编中说:

茶艺和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

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有道而

无艺,那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艺则无精、无神。

中国学者从精神和物质领域对中国的茶道精神进行了深入探讨,可是,到底“茶道”属方法还是精神仍存不同意见。

此外,中国学者对日本茶道也作了解释。以研究日本茶道而获博士学位的滕军女士,在《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一书中引言“茶道解”中说: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结晶,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它又是日本人生活的规范,是日

本人心灵的寄托,茶道被认为是应用化了的哲学,艺术化了的生活。

薛翘也在《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茶道的渊源》中说:

茶道是日本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门艺术,它作为一种群众性的联谊手段,

不光在日本世纪内久盛不衰,而且进一步发展为外交上的礼节,在国际间产生了重

要影响。

同时,日本学者对茶道精神也有自己的概括。

1977年,谷川彻三在《茶道的美学》一书中称:

(茶道是)以身体的动作作为媒介而演出的艺术。

这无疑是对“茶道”意义的美学阐述。

久松真一先生(公元1889~1980年)从宗教的角度给茶道定义,他在《茶道 哲学》一文中认为:

茶道文化是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

熊仓功夫先生从历史学角度解释茶道,称茶道为:

一种室外内艺能(参见守屋毅编《茶 文化 总合的研究》第一部淡交社1981年版)。

就“艺能”一词,《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一书解释道:

艺能是日本文化独有的一个艺术群。它通过个人修炼来达到个人陶冶情操、完

善人格的目的。它与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不同,它不提供供人欣赏的作品。它

的一次艺术的创作在完成的同时便消失。

仓泽行洋先生在其《艺道的哲学》一书中称:

茶道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以点茶吃茶为机缘的深化、高扬心境之路的意思。

另一个是以被深化、高扬了的心境为出发点的点茶吃茶之路的意思……茶道是茶

至心之路,又是心至茶之路,……茶道超出了艺道的范围,成为了“人生之路”。

简而言之,茶道是宗教的一种存在方式。

中国学者的“茶道”观是基于中国茶道的自身特点而提出的,日本学者则以其本土茶道为阐释对象。但是,日本茶道源自中国唐宋茶道。至今,日本茶道无论是精神还是形式都与中国唐宋茶道有割不断的联系。又由于两者的历史背景不同,文化内涵不同,发展道路不同,因此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我们认为:对于“茶道”的认识,不应以偏概全,只有全面、深入地探索与思考,才能得出茶道的真谛。

中国茶道的精神体现在“道”与“艺”的相交、相融之中,还体现在饮茶的器具、习俗、环境等之中,可以说中国茶道是“道”与器,“道”与境,“道”与人的统一。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察,我曾在文章和著作中提出有关中国茶道的要义是:

作为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茶道是以一定的环境氛围为基础,以品茶、置茶、烹茶、点茶为核心,以语言、动作、器具、装饰为体现,以饮茶过程中的思想和精神追求为内涵的,是品茶约会的整套礼仪和个人修养的全面体现,是有关修身养性、学习礼仪和进行交际的综合文化活动与特有风俗。

茶道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涉及艺术、道德、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唐代陆羽强调“精行俭德”的人文精神,注重烹瀹条件及方法,追求恬静舒适的雅趣。佛教茶礼讲求安寂、幽静是品茶、修禅的共同文化情韵;宫廷茶道发展到一个富丽多彩的阶段,政治特性更加鲜明;民间茶事由南到北地普及与兴盛,都使茶道呈现多极化走向和极具深刻的内涵。

唐代茶道以文人为主体,至宋代文人茶道更系统化,有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燲盏、点茶等基本程序,追求借茶励志的操守,淡泊清尚的规度。宫延茶道突出茶叶精美,茶艺精湛,礼仪繁缛,等级鲜明,以教化民风为目的,致清导和为宗旨。民间还有以争香斗味为特色的斗茶,“使汤纹水脉为物象者”的分茶。

明代朱权改革传统茶道,“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朱权晚年崇尚道家思想,认为茶发“自然之性”,饮者要“清心神”,“参造化”,“通仙灵”,追求秉于性灵,回归自然的境界。明清时代,紫砂茶具兴起,茶由煮向冲泡发展,茶道程序由复杂转为简单,但茶道仍追求用水、茶具、茶叶俱佳。

茶道是产生于特定时代的综合性文化,带有东方农业民族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情调,追求清雅,向往和谐;茶道基于儒家的治世机缘,倚于佛家的淡泊节操,洋溢道家的浪漫理想,借品茗倡导清和、俭约、廉洁、求真、求美的高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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